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黃籍不上。帝納尚書令沈約之言，詔改定《百家譜》。
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化。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乎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者。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沾爛，解散於地，又無扃縢。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避，奸僞互起，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
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奸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祿，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奸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
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爲眼力，尋求巧僞，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騐。假令兄弟三人，分爲三籍，却一籍祖父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却而不却，不須却而却。所却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牣府，既難領理，交興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洗却。
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鉅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僞，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騐，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爲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留意，則遠復散失矣。不識胄允，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僞，質諸文籍，奸事立露，徵覆矯詐，爲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科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實，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皆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爲巧僞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臥私門，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爲左人即左人尚書，專共校勘。所貴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讎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無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姓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略，齊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爲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按：魏、晉以來，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選舉，私門以此訂婚姻，寒門之視華族，如冠屨之不侔。則夫徭役賤事，人之所憚，固宜其改竄冒僞，求自附流品，以爲避免之計也。然徭役當視物力，雖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廣狹，澤之蔭後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不勞而定矣。不此之務，而方欲改定譜籍，雖曰選諳究流品之人爲郎、尚書以掌之，然僞冒之久者滋多，非敢於任怨者誰肯澄汰？如楊佺期、井韶至以恥憤搆逆亂，則澄汰亦豈易言哉！
陳文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傷。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
按：《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甿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
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譜籍爲先。然自晉至梁、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考。此所以僞冒滋多，而議論紛紛也。
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孝文太和十年，納給事中李沖之說，遂立三長三長謂五家一鄰長，五鄰一里長，五里一黨長。
李沖以爲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曰：“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爲一法，言似可用，其實難行。”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閒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課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常分，包蔭之戶可出，僥幸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
北齊令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黨。一黨之內，則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十有四人，共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外黨，便是煩多。
齊文宣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隋文帝受禪，頒新令，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
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
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判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敕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令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遂置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
唐令，諸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鄰爲保。每里設正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隷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量其資產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儀鳳二年二月敕：自今以後，省黃籍及州縣籍也。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等充。
開元十八年，敕：“天下戶等第未平，昇降須實。比來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遞相憑囑，求居下等。自後如有囑請，委御史彈奏。”
廣德二年，敕：“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籍帳。”
睿宗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敝也。”
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煉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周顯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令團並鄉村。大率以百戶爲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爲耆長。凡民家之有奸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仍每及三載即一如是。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舊制：凡有課役，皆出於戶民，郡國輦運官物，率以僑居人充。至是，始令文武官、內諸司、臺、省、監、諸使，不得占州縣課役戶，及諸州不得役道路居民爲遞夫。五月，詔令、佐檢察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官補吏，須不礙役乃聽。
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掐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充。
乾德五年，又禁諸州職官私占役戶供課。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州戶供官役素無等第，望品定爲九等，著於籍，以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所昇降。
望令本路施行，俟稍便宜，即頒於天下。”詔令轉運使躬裁定之。
七年，令兩京諸州、府部民，有乏種及耕具、人丁者，許衆共推擇一人，練土地之宜，明種樹之法者，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亩沃瘠及五種所宜，指言某處土地宜植某物，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令鄉三老、里胥與農師周勸民分於曠土種蒔，俟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賭博者、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於州縣論其罪，以警遊惰焉。九年，以其煩擾，停之。
淳化五年，令天下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勿得冒名以給役，訖今循其制。
宋朝凡衆役多以廂軍給之，罕調丁男。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府界段惟幾發中牟縣夫修馬監倉，羣牧制置使以廄卒代焉，因下詔禁之。
天禧元年，又詔治河勿調丁夫，以役充。
乾興元年十二月時仁宗已即位，未改元，臣僚上言：“伏見勸課農桑，曲盡條目，然鄉閭之弊，無由得知。朝廷惠澤雖優，豪勢侵陵罔暇，遂使單貧小戶，力役靡供。乃歲豐登，稍能自給，或時水旱，流徙無蹤，戶籍雖有增添，農民日以減少。以臣愚見，且以三千戶之邑五等分算，中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約千戶，官員、形勢、衙前將吏不啻一二百戶，並免差遣，州縣鄉村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戶，如此則二三年內已總徧差，纔得歸農，即復應役，直至破盡家業，方得休閒。所以人戶懼見稍有田產，典賣與形勢之家，以避徭役，因爲浮浪，或縱惰遊。更有諸般惡幸影占門戶，田土稍多，便作佃戶名目，若不禁止，則天下田疇半爲形勢所占復。請自今見任食祿人同居骨肉，及衙前將吏各免戶役者，除見莊業外，不得更典賣田土，如違，許人告官，將所典賣沒官，自減農田之弊，均差遣之勞，免致私役不禁，因循失業。其罷俸、罷任、前資官元無田者，許置五頃爲限。”詔三司定奪。三司言：“準農田敕，應鄉村有莊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虛報逃移，與形勢戶同情啟幸，却於名下作客戶隱庇差徭，全種自己田產。今與一月，自首放罪，限滿不首，許人告論，依法斷遣支賞。又準敕，應以田產虛立契，典賣於形勢、豪強戶下隱庇差役者，與限百日，經官首罪，改正戶名。限滿不首，被人告發者，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決配。今準臣僚奏，欲諸命官所置莊田，定以三十頃爲限，衙前將吏合免戶役者，定以十五頃爲限。所典買田只得於一州之內典買。如祖父遷葬，別無塋地者，數外許更置墳地五頃。若地有崖嶺，不通步量，刀耕火種之處，所定頃亩，委逐路轉運使別爲條制，詣實申奏。又按農田敕，買置及析居歸業佃逃戶未並入本戶者，各共戶帖供輸，今並須割入一戶下，今後如有違犯者科罪，告人給賞。”並從之。
開寶平蜀後，令西川得替官部綱赴京，與減一選；無選可減，加一階。
止齋陳氏曰：“熙寧罷衙前，應綱運皆募得替官管押，自令下，無應募者。”
仁宗景祐中，詔川陝、閩、廣、吳、越諸路衙前仍舊制，餘路募有版籍者爲衙前，滿三期，罪不至徒，補三司軍將。
皇祐中，又禁役鄉戶爲長名衙前，使募人爲之。
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里正衙前之法，乃命募充。
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疏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爲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後差人仿此。
即甲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爲便。而知制誥韓絳、蔡襄亦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遂命絳、襄與三司參定，繼遣尚書都官員外郎吳機復趨江東，殿中丞蔡稟趨江西，與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貲產多寡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二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一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察其違慢。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是遂罷里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
按：乾興元年，臣僚上言影占徭役之害，自官豪勢要以至衙前將吏，皆避役之人。請立限田之法，命官三十頃，而衙前將吏亦得占十五頃，餘者以違制論。
夫均一衙前也，將吏爲之則可以占田給復，鄉戶爲之則至於賣產破家。然則非衙前之能爲人禍也，蓋官吏侵漁之毒，可施之於愚戇之鄉氓，而不可施之於諳練之將吏故也。韓、蔡諸公所言固爲切當，然過欲騐鄉之闊狹、役之疏密而均之，且既曰罷里正衙前，而復選貲最高者爲鄉戶衙前，則不過能免里正重復應役之苦，而衙前之弊如故也。此王荊公僱募之法所以不容不行之熙豐歟！
慶曆中，令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裁損役人，即給使不足，益以廂兵。
時范仲淹執政，以爲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府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是，未幾悉復。
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知廣濟軍范諷上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復爲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是數下詔書，議蠲冗役，以寬民力。又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省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皇祐中，詔州縣里正、押司、錄事既代而令輸錢免役者，論如違制律。
時有王逵者，爲荊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羨餘，蒙獎詔。由是他路競爲掊克，欲以市恩，民至破產不能償所負，朝廷知其弊，乃下此詔。
按：役錢之說始於此。以免役誘民而取其錢，及得錢，則以給他用，而役如故，其弊由來久矣。
治平四年六月時神宗已即位，未改元，詔州縣差役仍重，勞役不均，其令逐路轉運司徧牒鎋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
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自經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有鬻田產於官戶，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並增於本等戶。其餘戕賊農民，未易遽數。望令中外臣庶條具利害，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考騐古制裁定，使役力無偏重之患，則農民知爲生之利，有樂業之心。”役法之議始此。
英宗時，諫官司馬光言：“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反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爲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鄰里已目爲富室，指抉以爲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閭舍乎？臣聞其言，惄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爲久生之計乎？臣愚以爲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廢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
按：溫公此奏，言之於英宗之時，所謂募人充衙前，即熙寧之法也。然既曰募，則必有以酬之。此錢非出於官，當役者合輸之，則助役錢豈容於不徵？而當時諸賢論此事復齗齗不可，何也？蓋荊公新法大概主於理財，所以內而條例司，外而常平使者，所用皆苛刻小人，雖助役良法，亦不免以聚斂亟疾之意行之，故不能無弊，然遂指其法爲不可行，則過矣。
同知諫院吳充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杯杵匕箸皆計資產，定爲分數，以應須求。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猶逮。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無以爲生。乞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
帝因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逾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
熙寧二年，條例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錢僱役爲便，即先王之法，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也。願以條目付所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奏可。
於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爲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無費。承符、散從等舊苦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皆其條目也。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朴蠢不能自達之窮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併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又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築室道謀，難以成就，欲自司農申明所降條約，先自一兩州爲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放視施行，若其法實便百姓，當特獎之。”從之。
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以其府界所行條目奏上之，帝下之司農寺，詔判寺鄧綰、曾布更議之。綰、布上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爲五等。
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並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昇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兇荒欠闕，他縣仿此。”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著籍，昔緣巧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業，考其貧富，察其詐僞，爲之昇降，若故爲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爲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爲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爲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放鄉役數千，於是頒其法天下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爲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僱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僱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四年，上召二府對資政殿，馮京言：“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敝。”上曰：
“詢訪鄰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爲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
“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說，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按：潞公此論失之。蓋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於任怨而不爲毀譽所動，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盡令輸錢，坊場、酒稅之入盡歸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無怨，而實則農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於百姓何所不便”之說。而潞公此語與東坡所謂“凋敝太甚，廚傳蕭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爲流俗干譽，不足恤者，是豈足以繩其偏而救其弊乎？
四月，從提舉常平陳知儉之請，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初，諸路衙前以公使多所倍費，有至破家者，至是始更以軍校，其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
御史中丞楊繪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閔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而有司率務多斂，致天下不曉，以爲取贏而他用之也。如王庭老、張靚科配一路緡錢至七十萬，輸之多者一戶至三百千，民皆謂供一歲役之外，剩數幾半，咸謂庭老、靚必有陞擢。此蓋因取數多，謗議興也。乞少賜裁損，以安民心。”
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及臺省，訴超升等第出役錢事。楊繪又言：“東明縣民所訴，乃因司農寺不因舊則，自據戶數創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令遵所立而著之籍，不問堪升與否也。凡立等第，必稽戶力高下而制其昇降。州必憑縣，縣必憑戶長、里正，戶長、里正稽之鄉衆，乃可得實。今乃自司農寺預定品數，付縣立簿，豈得民心甘服哉？”帝命提點司究所從昇降以聞，仍嚴昇降之法。司農寺及府界提舉言，畿民有未知新立法意，以助役錢多，願仍舊充役者。詔如不願輸錢免役，縣案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與免輸錢。王安石爲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錢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役，既聚衆僥幸，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從其說。
監察御史劉摯陳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掌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且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概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爲幸，而下戶苦之。優富苦貧，非法之善。況歲有豐兇，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爲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僱，恐止得浮浪奸僞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唯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衆。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爲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嘗願爲長名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僱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
御史中丞楊繪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僱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應募者非土著，奸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僱人，則盜賊難止，四也。專典僱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爲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爲功，如此則誰復妄議？”
同判司農寺曾布摭繪、摯所言而條奏辯詰之，其略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常有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爲非。又況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爲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僱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僱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爲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爲專典僱人，則失陷官物；耆長僱人，則盜賊難止。又以爲近邊奸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廩，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爲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帛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爲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爲民害。
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爲，雖兇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廼所以爲兇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
言者則以爲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耳，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財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爲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剩爲功，此臣所未諭也。”於是詔繪知鄭州，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里行，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
司農言：“始議出錢助民執役，今悉召募，請改助役爲免役。”制可，若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
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
“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既不合，各爲奏上。帝是侁議，侍御史鄧綰言：
“利路役歲須緡錢九萬餘，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萬有奇。”乃詔責瑜而擢侁爲副使，以示諸路。
頒募役法於天下。內外胥吏素不賦祿，惟以受賕爲生，至是，用免役錢祿之，有祿而賍者，用倉法重其坐。初時，京師賦吏祿，歲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尚在數外。又詔：“凡縣皆以免役剩錢，用常平法給散收息，添支吏人餐錢，仍立爲法。”
五年，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遵詔書募受代官部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十減五六。賜詔獎諭，仍落權爲真。
先時，召募人押錢帛綱入京，每一萬貫匹支陪綱錢五百貫足，詢問曾押綱鄉戶衙前之家，皆不願行，乃選得替官員、使臣人員管押，相度每綢絹萬匹正支錢一百緡足，錢萬貫支錢七十緡足，並不差鄉戶衙前，故有此詔。
王安石白上曰：“此事諸路皆可行，但令監司加意許令指占好舟，差壯力兵士及時遣，則替罷官人人爭應募矣。”
七年，詔：“役錢每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之類，皆許取以供費，若尚不給用，許以情輕贖銅錢足之。”
先是，凡公家之費有敷於民間者，謂之“圓融”。多寡之數，或出臨時，污吏乘之以爲奸，習弊滋久。至是，詔輒圓融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
詔：“聞鎮、定州民有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具實以聞。”
王安石白上，言：“百姓賣屋納役錢，臣不能保其無此。然論事有權，須考問從前差役賣屋陪填，與今賣屋納役孰多孰少，即於役法利害灼然可見。”
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諸旌表門閭有敕書，及前代帝王子孫於法有蔭者，所出役錢依官戶法，賜號處士非因技授者準此。”
五月，詔：“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給田募人爲之。凡逃、絕、監牧之田籍於轉運司者，不許射買請佃，以其田給應募者，而覈其所直，準一年僱役爲錢幾何，而歸其直於轉運司。”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縣之役。司農寺請行之諸路，詔自今用寬剩錢買募役田，須先參會餘錢可以枝梧災傷，方許給買，若田價翔貴之地則止之。八月，詔罷給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舊，闕者勿補。七月，參知政事呂惠卿獻議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按戶令手實者，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嘉祐敕造簿，委令佐責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爲五等，且田野居民，耆、戶長豈能盡知其貧富之詳？既不令自供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抉？以此舊簿不可信用。
謂宜仿手實之意，使人戶自占家業，如有刊匿，即用隱寄產業賞告之法，庶得其實。”於是遂行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並屋宅分有無蕃息以立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物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衆示兩月，使悉知之。從之。
察訪京南常平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縣災傷五分以上，則留竣豐歲。以臣觀之，使民自供手實，無所擾也，何待於豐穰哉？願詔有司不以豐兇弛張其法。”從之。
十月，詔：“聞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權罷，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
初，呂惠卿創行手實法，言者多論其長告訐，增煩擾，不便。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役法初行，且用丁產戶籍，故諸路患其不均，各已改造。
其均錢之法，田頃可用者視田頃，稅數可用者視稅數，已得家業貫陌者視家業貫陌。或隨所下種石，或附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而民樂輸矣，安用剔抉披索，互相糾告，使不安其生邪？凡民所以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本用供家，不專於租賃營利，欲指爲供家之物，則有時餘羨，不免須貿易與人，則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夫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一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畜、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析閱，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鎋，隱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爲生，其爲未善可知矣。”故降是詔。
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令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疊爲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若催科外別令追呼者，以違制論。從之。明年，詔問罷耆戶長、壯丁之法何人建議，及以此議奏呈，帝曰：“已令出錢免役，又排甲使爲保丁，責之催科，失信於民。又保正本令習兵，何可更供二役？”安石曰：
“保丁、戶長皆百姓爲之，今罷差戶長，使爲保丁，數年或十年方催一稅，其任役不過二十餘家，於人情無所苦。《周官》什伍其民，有軍旅，有田役，若謂保丁止供教閱，不知餘事屬何人也？”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詔：“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兩州兩縣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並一多處。”以司農寺言戶減免錢數，承民戶兩處有物業者出錢不一故也。
九年，荊湖路察訪蒲宗孟言：“兩路元敷役錢太重，以一歲較其入出而寬剩數多。”詔權減二年。十月，詔：“自今寬剩役錢及買撲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之司農，餘物凡籍之常平者，常留一半。”
侍御史周尹言：“諸路募役錢，元指揮於數外留寬剩錢一分，聞諸州縣希提舉司風指，廣敷民錢，至減省役額，克損僱直，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寬剩數已倍多而募直太輕，倉法又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不無疑怨。乞遵免役本法，募耆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者悉復舊額，但約募錢足用，其寬剩止存留一分，以上不得更有敷取。”三司使沈括亦言：“立法之意，本欲與民均財惜力，役重者不可不助，無役者不可不使之助金。重役不過衙前、耆戶長、散從官之類，衙前即坊場、河渡錢自可足用，其餘取於坊郭、官戶、女戶、單丁、寺觀之類，足以賦祿。出錢之戶不多，則州縣易於督斂，重輕相補，民力自均，詔司農寺相度以聞。
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納有六七百萬貫文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乞令諸路提舉倉司契勘見在寬剩錢數，約度支得幾歲不至缺乏，沛發德音，特與免數年，或乞逐年限定數目，不得過役錢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困。”不報。
是歲，諸路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石、匹、兩：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匹、兩，絲綿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貫、石、匹；應在銀錢斛匹帛二百六十九萬二千二十貫、匹、石、兩，見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匹、兩。
役錢之初立額，兩浙之東多以田稅錢數爲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細爲數，從便輸納。
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者亦不免輸。
元豐七年，天下免役緡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務錢五百五萬九千，穀帛石匹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錢較熙寧所入多三之一。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創免法。
雖均敷僱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亩，實解前日困敝。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顧其間採王安石策，不正用僱直爲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加疑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爲法既不究終防弊，又有聚斂小人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僱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
八年哲宗已即位八月，戶部言：“役錢所留寬剩，內有及三四分已上去處，合行裁減，令所留寬剩不得過二分，餘並減，其元不及二分處依舊。”從之。
又詔體量人戶役錢輕重，先從下等減放。又詔：“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如元充保正、戶長、保丁，願不妨本保應募者聽。”
知吉州安福縣上官公穎奏：“臣竊怪耆、壯、戶長法之始行也，皆出於僱；及其既久也，耆、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往日所募之錢，係承帖司及刑法司人吏許用，而其餘一切封樁，若以爲耆、壯、戶長誠可以廢罷，即所用之錢自當百姓均減元額，今則錢不爲之減，又使保正、長爲耆壯之事，催稅甲頭任戶長之責，是何異使民出錢而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
按：以保正代耆長等役，熙寧間已嘗行之，繼而以人言不便罷之矣。今觀此，則是罷而復行也。蓋熙寧之徵免役錢也，非專爲供鄉戶募人充役之用而已，官府之需用、吏胥之廩給，皆出於此。及其久也，則官吏可以破用，而役人未嘗支給，是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復他作名色以役之也。爲法之弊，一至此哉！
侍御史劉摯言：“州縣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自助役法行以來，簿籍不改，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戶少，富縣大鄉上戶所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或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亦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須三二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今日歲被重斂之害，孰爲多少也？”
○歷代鄉黨版籍職役
元祐元年二月，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未聞有破產者。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破官物，或爲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概輸錢，則是賦斂愈重也。故自行免役以來，富者差得自寬，而窮者困窮日甚。又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僱役人之外，多取羨餘，以希恩賞，此農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爲莫若直降敕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入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僱有行止人自代，其僱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僱人逃亡，即勒正身別僱，若將帶官物，勒正身賠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其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僱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如衙前一役雖號重難，近來條貫頗爲優假，諸公使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將管押，其雜色及畸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賠備亦少於向日。若猶以衙前爲力難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放其助役錢令逐州樁管，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不同，乞指揮下諸路轉運司下諸州縣，限五日內具利害申本州，州限一月申轉運司，本司類聚限一季奏聞，委執政官參詳施行。”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初，光上奏，左僕射蔡確言，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共之。故同進呈。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盡者，枚數而駁奏之。尚書左丞呂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疏略未備。惇所言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乞選差近臣三四人，專切詳定聞奏。”從之。始司馬光奏乞復行差役舊法，既得旨依奏，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也。蘇轍言：“京明知熙寧以前舊法役人數目顯有冗長，並不依近降指揮相度申請，便盡數差撥；及朝旨本無日限，輒敢差人監勒，於數日內蹙迫了當，故意擾民，以害成法。乞賜行遣，以示懲戒。”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請復差鄉戶主管天下官物，公家則免侵陷，在私亦脫刑禍。宜獨可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爲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矣。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陪，悉用熙寧新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爲。今所謂助者，不過助受役之家歲用而已，無厚斂也。”
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十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今日所當追探其意，以興長世無窮之利。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如退灘、戶絕、沒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蓋大臣利於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爲他用，故不果行。”因列其五利。詔並送詳定所。
右司諫蘇轍言：“復行差役，其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爲衙前，破散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爲苦者，其弊自是農家歲出役錢爲難，及許人添剗見賣坊場，遂有輸納不納者耳。向使止用官賣坊場一色課入以僱衙前，自可足辦，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爲利較然矣。
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僱，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僱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剗，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戶？
今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鄉戶爲之。至於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賣邪，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即召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爲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僱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今椿備募僱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長，不可遵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迓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僱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僱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僱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爲用，不足用，方差鄉戶，所出僱錢不得過官僱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役法所以役法難盡猝就，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一役用坊場、河渡錢僱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錢即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僱直，遂改僱募爲招募。凡熙、寧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耆、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仍以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增差。衙前最爲重役，若已招募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間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僱承符、散從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時提舉常平司已罷置，凡役事改隷提刑司。
九月，詔：“諸路坊郭五等已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等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輸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早迓送餐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方得取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椿以備不時之須。”
七年，尚書省言：“近者參行差募之法，聞州縣奉詔不謹，以致差徭輕重失當，或役人有所賠備，或占留役錢不盡僱募。”詔運使、提刑司申飭，使之究心，如更不虔，劾奏以聞。二月，詔：“應差諸縣手力，如合一鄉休役皆不及三年者，得用助役錢募人爲之，既終一役，別有間及三年者，復行差法。”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
臣請先論今昔差僱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僱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縣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僱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疏之人非二三子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僱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僱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產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僱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僱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僱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僱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爲助，易助爲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僱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
役次之名：
衙前散從承符弓手戶耆戶長壯丁
熙寧僱役所取之錢：
坊場當役戶坊郭戶官戶女戶單丁寺觀內坊場係官錢，當役戶以下係取之於民，謂之“六色錢”。
取民間六色之錢，益以係官坊場錢，充僱役之用，而盡蠲衙前以下諸役，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僱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輸差民戶，而盡蠲六色之錢，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議者不同，故有弓手許募曾充有勞效者指揮，則所謂僱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錢雖曰罷徵，繼而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並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僱役之錢，元未嘗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僱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盡除差法，明立僱議，而當時無狀官吏，尚且掯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他役之名而重復科差，況元祐差僱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徵以入官，固其勢也。潁濱所謂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必未至缺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東坡所謂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僱役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皆至當之論。
紹聖元年，帝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有何不便邪？”
右司諫朱勃言：“輸錢免役，固有過數多敷者。用錢僱役，有立直太重者。
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僱者。苟詳爲裁省，則人情無有不便。”詔付戶部詳議。
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八年見制。鄉差役人，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即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封椿錢以爲僱直，須有役錢日補足其數。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耆戶長、壯丁召僱，不得以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應僱者放此。所敷寬剩錢，不得過一分，昔常過數、今應減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戶始。復置提舉官。九月，用戶部言，舉行元豐條制，以保正、長代耆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
其後，又詔：“諸縣無得以催稅比磨追甲頭、保長，無得以雜事追保正、副。
在任官以承帖爲名，占破當直者，坐賍論。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輒令陪備輸物者，以違制論。”
左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僱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也，則重不若輕。”戶部尚書蔡京言：“詳諤所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是謂元豐不如元祐，乞行貶黜。”諤坐黜知廣德軍。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戶部奏：“京西北路鄉書手、雜職、斗子、所由、庫秤、揀、掐之類，土人願就募，不須給之僱直，他路亦須詳度施行。”詔從之。
崇寧元年，尚書省言：“民戶既輸錢免役，豈可復差？前書令大保長催稅而不給僱直，是爲差役，非免役也。”詔提舉司以元輸僱錢如舊法均給。
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剩錢，歲取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故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寬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於民者，非爲利也。乞詔常平司候豐衍日，具此制奏而蠲之。”
四年，臣僚言：“州縣戶簿等累經改造，故增減失實。乞委常平官分行所部，不以等第，而以田稅多寡均敷役錢。”戶部尚書許幾言：“州縣戶衆而役少，則敷錢止於第三等；或戶少而役多，則均及四、五等。今若不計家業稅錢，不用等第，概以田亩均敷役錢，則失輸錢代役之意。”其議遂格。
宣和元年，臣僚言；“役錢一事，神宗首防官戶免多，特責半輸。今比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既不可減，僱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詔：“非泛補官者，輸賦、差科、免役並不得視官戶法減免，已免者改之。進納人自如本法。”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官戶役錢，舊法比民戶減半。今來詔置弓手，以禦暴防患，官戶所賴猶重，欲令官戶役錢更不減，而民戶比舊役錢量增三分，專椿管以助養給。”從之。
官舊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椿庸錢以助給費。未幾，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拘入總制窠名焉。
臣僚言：“州縣保正、副，未嘗肯請僱錢，並典吏僱錢亦不曾給，乞行拘收。”戶部看詳：“州縣典吏僱錢若不支給，竊恐無以責其廉謹，難以施行。其鄉村耆、戶長依法係保正、長輪差，所請僱錢往往不行支給，委是合行拘收。乞下諸路常平司，將紹興五年分州縣所支僱錢，依經制錢例分季發付行在。敢隱匿侵用，並依擅支上供錢法。”從之。
按：役錢之在官者以供他用，而僱役之直或給或否，中興以前已如此矣，但尚未曾明立一說，盡取之耳。今乃謂保正、副未嘗肯請僱錢，又謂所請僱錢往往不行支給。夫當役者豈有不肯請僱錢之理？而不行支給則州縣之過，朝廷所嘗覺察禁治，使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今乃以此之故而拘入經制之窠名，所謂“捨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也。
四年，罷催稅戶長，依熙、豐法，以村甿三十戶，每料輪差甲頭一名，催納租稅、免役等分物。
既而言者謂甲頭不便者有五：一，小戶丁少，催科不辦。二，舊每都保正、長纔四人，今甲頭凡三十一人，破產者必衆。三，夏耕秋收，一都之內廢農業者凡六十人，則通一路有萬萬人不容力穡。四，甲頭皆耕夫，既不識官府，且不能與形勢豪戶爭立，所差既多，爭訴必倍。於是甲頭不復差，而耆、戶長役錢因不復給。
保正、副十大保爲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應，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大保長一年替，保正、小保長二年替。戶長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稅，大保長願兼戶長者，輸催納稅租，一稅一替，欠數者後料人催。
以上係中興以後差役之法，已充役者謂之“批朱”，未曾充役者謂之“白腳”。
孝宗隆興二年，詔：“諸充保正、副，依條只令管煙火、盜賊外，並不得泛有科擾差使，如違，許令越訴，知縣重行黜責，守、倅各坐失覺察之罪。”
以言者謂近來州縣違法，保內事無鉅細，一一責辦，至於承受文引、催納稅役、抱佃寬剩、修葺鋪驛、置買軍器、科賣食鹽，追擾賠備，無所不至，一經執役，家業隨破，故有是命。
乾道三年，三省言：“役法之害，下三等尤甚。官戶既有限田，往往假名寄產。不若一切勿拘限法，只選物力高強官戶與民戶通差，則役戶頓增，下戶必無偏差之害。乞此後官戶合僱人代役。”詔依，令兩浙路先次遵行。
寧宗慶元五年，右諫議大夫張奎言：“乞行下州縣，保正止許幹當本都賊盜、鬭毆、煙火公事，不許非泛科配；戶長止許專一拘催都內土著租稅，不許抑勒代納逃絕官物，違者官吏重罰。”從之。
又臣僚言：“戶長催納苗稅，內有逃絕之家戶籍如故，見存之戶恃頑拖欠，爲戶長者迫於期限，不免與之填納。雖或經官陳訴，而乃視爲私債，不與追理，勢單力窮，必至破蕩，此戶長之所以重困也。乞行下州縣，如有恃頑拖欠之徒，即與嚴行追斷，仍勒還代輸之錢，庶使充役者不致重困破家。”從之。
嘉定二年，殿中侍御史徐範言：“民貲之重者，俾充里正。彼多產之家，其輸役錢於官亦多，既已征其財，而又俾之執二年之役，是爲重復。乞參酌祖宗常平免役之本意，行下州縣，姑於役人從役之年，蠲其免役之輸，役滿輸錢如故。”從之。
役起於物力，物力有昇降，昇降不殽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詳。應人戶典賣產業、推割稅賦，即與物力一並推割。至於推排，則因其貲產之進退與之昇降，三歲一行，固有貲產百倍於前，科役不增於今者。其如貧乏下戶，貲產既竭，物力猶存，朝夕經營，而應酬之不給者，非推排不可也。
然當時推排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鷄豚犬彘之畜，纖微細瑣皆得而籍之。吏視其賂之多寡，以爲物力之低昂。又有計田家口食之餘，盡載之物力者，上之人憂之，於是又爲之限制，除質庫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豬羊雜色估紐，其貧民求趁衣食，不爲浮財，後耕牛、租牛亦與蠲免。若夫江之東、西，以田地亩頭計稅，亦有不待推排者惟受產之家，有司詳於稅契而略於割稅，倘爲之令曰“交易固以稅契爲先後，亦以割稅爲得業，雖已稅契，而不割稅，許出產人告，以業還見納稅人”，則人孰有不割稅者乎？此亦所以救役法之弊也。保正、長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爲保，十大保爲都保，有保長，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爲之附庸，或爲之均並，不一也。其人戶物力如買撲坊場，別無產業，即以本坊物力就坊充役。如有田產物力，即並就一多處充役。其有物力散在鄰鄉者，並歸煙爨處。又有散在別縣數鄉者，各隨縣分並歸一里爲等第。
若夫役次之歇倍，則紹興十四年臣僚奏請以其物力增及半倍者歇役十年，增及一倍者歇役八年，增及二倍歇役四年，皆理爲白腳。必差徧上三等戶，方許於得替人輪差。其窄都不及歇役年限去處，即從遞年體例選差。淳熙十六年，兩浙漕臣耿秉申明，又以一倍歇役十年，二倍歇役八年，三倍歇役六年，庶幾疏數得中。
慶元元年，徐誼盡破秉之說，專用淳熙十四年臣僚之議。而議者又謂：“物力有高下之殊，鄉都有寬狹之異。其折倍之法，可以爲寬鄉之便，適以貽狹鄉之害；可利寬鄉之中戶，適以困狹鄉多產之家。如以寬鄉言之，自物力五百貫而上累至二千貫者，則三倍五百貫之家矣。其在富室，雖使之四年一役，亦未爲過。若狹鄉自物力一百貫而上積至於四百貫，亦謂之三倍，所謂四百貫之戶曾不及寬鄉之中產，今亦使之四年一役，其利害輕重灼然矣。”於是從耿秉之議，務要寬鄉、狹鄉各得其便。其析生白腳，則慶元五年臣僚奏謂：“若兄弟共有田二三百亩，纔已分析，便令各戶充役，則前役未蘇而後役踵至，實爲中產之害，須以其分後物力參之。其在二等以上者，合作析生白腳，充應役次；若在三等以下，許將未分前充過役次，於各戶名下批朱，理爲役腳，與都內得替人比並物力高下、歇役久近，通行選差。”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同編戶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一十頃，九品五頃。封贈官子孫差役同編戶謂父母生前無曾任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贈者。應非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薦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功、捕盜、宰執給使，減年補授，轉至陞朝官，即爲官戶，身亡，子孫並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及曾經省試人，雖無限田，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幼戶，並免差役，庶幾孤寒得所存恤，凡有夫有子，不得爲女戶，無夫、子，則生爲女戶。死爲絕戶。女適人，以奩錢置產，仍以夫爲戶。坑冶戶遇採打礦寶，免本身諸般差役。鹽、亭戶家產及二等以上，與官戶、編戶，一般差役不及；二等依紹興十七年七月指揮蠲免。民兵、萬弩手免戶下三百亩稅賦及諸般差役，不及三百亩輒隱他人田亩，許人告。湖北、京西民義勇第四等戶，與免非泛差科外，其合差保正、長，以家業錢數多寡爲限，將限外之數與官、編戶輪差。總首、部將免保正、長差役。文州義士已免之田，不許典賣，老疾身亡，許承襲。凡募人充役，並募土著有行止人，其故停軍人及曾係公人並不許募。既有募人，官司不得復追正身。募人不管於僱役之家，非理需索，或憑藉官司之勢，奸害善人，斷罪外，坐募之者以保伍有犯，知而不糾之罰。且保正、副所職，在於煙火、盜賊、橋梁、道路，今或使之督賦租，備修造，供役使，皆非所役，而執役者每患參役有錢，知縣到罷有地理錢，時節參賀有節料錢，官員過都、醋庫月息皆於是而取之；抑有弓兵月巡之擾，透漏禁物之責，捕盜出限之罰，催科填代之費，承月追呼之勞；至於州縣官吏收買公私食用及土產所有，皆其所甚懼也。若夫戶長所職，催夏稅則先期借絹，催秋稅則先期借米，坍溪落江之田、逃亡死絕之戶，又令填納，凡此之弊，皆上之所當察也。高宗皇帝身履艱難，在河朔親知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至中興而大備。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風義，爲易鄉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廣。而當時浮議胥動，多有伺其隙而敗其謀者，淳熙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且美其言爲法意圓備。
及朱文公熹亦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役，善矣。其間有下戶衹有田一二亩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出田，將來却不免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目已是多有不公，而況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未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也。”固嘗即此四未盡善者而求之，蓋始倡義役者，多鄉閭之善士，惟恐當時議之未詳而慮之未周。及踵接義役者，未必皆鄉閭之善士，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其材智足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其氣力足以淩駕，乃私差役之權。曰倍法，曰析生，等第法皆無所考，而僱募人亦不與置；置必受約束、任驅使於義首者，可以教號鄉曲，厭酒肉而有餘，否則傭錢不支，而當役者困矣。是以虐貧而優富，淩寡而暴孤。
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僱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朱熹未盡善之弊，固如此也。
水心葉氏《義役跋》曰：“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繫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醵錢給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問爲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日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爲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實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
保正、長會最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蕩產乎？
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鉅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其言爲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爲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忝爲長吏，不得爲令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爲者。”
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設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僱。僱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諸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淩，故復反而爲差。
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僱便於差，義便於僱，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胄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掌二十五家。六鄉，曰鄼長掌一百家。六遂，皆中士也。曰族師掌一百家。六鄉，曰鄙師掌五百家。六遂，皆上士也。曰黨正掌五百家。六鄉，曰縣正掌二千五百家。六遂，皆下大夫也。曰州長掌二千五百家。六鄉，則中大夫也。周時，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悌、力田，掌觀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遊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悌、力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古之所謂復除者，復其繇戍耳，如三老，蓋亦在復除之科。然則謂三老爲役可乎。嘗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悌、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匹，則三老、孝悌、力田必三四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爲顯宦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於爲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爲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隋時鄉職或設或廢，本無關於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琬言“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士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弊也。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之舉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差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鎖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污吏非理徵求，極意淩蔑，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徭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徭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荊公謂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於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爲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隷，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爲奸，或匿賊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僱二法，爲一大議論，然大概役之所以不可爲者，費重破家耳。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僱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自任僱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僱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閒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僱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僱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僱役錢爲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僱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以備兇旱賑救。
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僱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囷倒廩不足賠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僱役之法豈復可行，僱役之金豈復能了？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爲善者，亦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爲吏者以狐兔視其民，睥睨朵頤，惟恐墮陽之不早；爲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爲殃。上下狙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爲宦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騐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爲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餼廩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鋤奸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泛之支備，以養其事力。賦斂之簿書必核，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愛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僱、曰義之紛紛哉？不然，舉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法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維者，反藉爲厲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說矣。
○復除
周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之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捨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捨捨，役除，不收役事也。貴，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
《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新徙來者復之也。《均人》：
兇札則無力政“政”讀作“征”。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徭役。
五十不從力政力政，城道之役也。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縗、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親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大夫之家邑，大夫役多地狹，故期不從政。
漢高祖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鄉三老、縣三老，復勿徭戍。
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軍吏卒賜爵，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十一年，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豐人徙關中者，皆復其身。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詔吏二千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以沛爲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請復豐，乃並復豐，比沛。又詔秦始皇帝守家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無與他事。
惠帝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募民守塞皆賜高爵，復其家令民入粟，至五大夫，乃復一人。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三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
景帝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又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給米粟爲糜。鬻，之六反，爲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武帝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登禮中嶽，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崇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終身復。
桑弘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調發之士益鮮。
宣帝地節二年，詔：“博陸侯功德茂盛，復其後，世世母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
地節四年，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徭事，使得送終，盡其子道。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
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徭役。
世祖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帝生於濟陽，故復之。
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賜吏人，復南頓歲租一歲。
父老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三十年，復濟陽縣徭役一歲。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
桓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
徐氏曰：“按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施捨，皆除其賦役之謂也。然西京時，或以從軍，或以三老，或以孝悌、力田，或以明經，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以至民產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給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復，其間美意至多。至東都所復，不過濟陽、元氏、南頓數邑，爲天子之私恩矣。”
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漢則並賦稅除之，豈漢之法優於周乎？曰：非也。蓋賦稅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
其在復除之例者，如所謂貴者、賢者、能服公事者，即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祿以代耕，未嘗予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謂老者、疾者，則不能耕而不復給以田，且仰常餼於官者也。所謂新氓之遷徙者，則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數色之人，既元無田，則何有於賦稅？故只除其征役。至漢，則田在民間，官不執授受之柄，亦無復應受與不應受之法矣，故在復除之例者，並除其賦役也。
然漢以後則官戶之有蔭，至單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則有之，亦不復聞有除稅之事矣。
魏黃初元年之後，始開太學。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
王褒門人爲本縣所役，求褒爲屬。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邱令以爲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褒乃下道至土牛，磬揖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
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緦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若老及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三年。役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給復五年。又詔諸宗姓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
元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爲蠲使，歲再遣之。
白履忠召拜朝散大夫，乞還。吳競謂之曰：“子素貧，不泚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哉！”
唐制：諸司捉錢戶，皆給牒蠲免徭役詳見《雜征榷門》。
宋真宗皇帝乾興元年，臣僚上言官勢戶及將校衙前占田避役之害見《差役門》。
仁宗時，初，官八品已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詔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爲出家，趙州至千餘人，州以爲言，遂詔出家者須落髮爲僧，乃可免役。
神宗熙寧四年，頒募役法於天下。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
諸旌表門閭有敕書，及前代子孫於法有蔭者，所出役錢依官戶法，賜號處士非因技授者準此。
按：自熙寧助役之法既行，凡品官、形勢以至僧道、單丁該免役之科者，皆等第輸錢，無所謂復除矣。然數者之輸錢，輕重不等，其詳見《戶役門》，兹更不備錄。
中興以後，差役之法，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同編戶詳並見《戶役門》。
○征商關市
《周官•司市》：國兇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爲民困乏也。金銅無兇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布，泉也。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爲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元謂：“總讀如租𥠡之𥠡。𥠡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以當稅給，作器物也。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集注》：“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譏，察也，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又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集注》：“治之，謂治其爭訟。龍斷，岡壠之斷而高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而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按：如孟子之說，可以見古今關市征斂之本意。蓋惡其逐末專利而有以抑之，初非利其貨也。
漢高祖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一石五千。乃約法省禁，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庫倉也經常也。經，常也。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石林葉氏曰：“高祖禁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其後又禁毋得爲吏與名田。凡民一算，商賈獨倍，其賤之至矣。凡賈皆有籍，謫以戍邊者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而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雖非先王之政，然敦本抑末，亦後世所不能行也。”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
文帝時，鼂錯說上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按：漢初鑄錢，輕於周、秦，一時不軌逐末之民，蓄積餘贏，以稽市物，不勤南亩，而務聚貨。於是立法，崇農而抑商，入粟者補官，而市井子弟至不得爲吏，可謂有所勸懲矣。然利之所在，人趨之如流水，《貨殖傳》中所載，大抵皆豪商钜賈，未聞有以力田致富者。至孝武時，東郭咸陽以大鬻鹽，孔僅以大冶領大司農，桑弘羊以賈人子爲御史大夫，而前法盡廢矣。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車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先公曰：“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即位甫一紀耳，征利已至於此。然則府庫之積，其可恃哉！興利之臣不知爲誰。時鄭當時爲大司農，以他日薦桑弘羊、咸陽、孔僅觀之，益可疑也。政使非其建白，亦任奉行之責矣。漢人多言汲、鄭，其實當時非黯比也。黯奮不顧身，以折功利之衝，當時乃薦掊刻之人，以濟武帝之欲，烏得並稱哉！”
元狩四年，初算緡錢。
公卿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干而一算此謂讎緡錢者也，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益多。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算手作者得利差輕，故算亦輕。已上皆算緡錢之法。
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輕車以一算凡民不爲吏，不爲三老、騎士，苟有輕車，皆出一算；商賈軺車二算商賈則重其賦也。已上算車之法元光只算商車，至是，民庶皆不免。
船五丈已上一算商賈之船。匿而能告者，以半畀之所謂告緡也。賈人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犯者沒入。
按：算緡錢之法，其初亦只爲商賈居貨者設，至其後，告緡徧天下，則凡不爲商賈而有蓄積者皆被害矣，故擇其關於商賈者登載於此，而餘則見《雜征榷門》。
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
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令工商能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居處所在爲區。謁舍，今客店，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採取。
按：莽之法，既榷商賈之貨而取其十一，又效商賈之爲而官自買賣。今錄其關於征商者於此，而餘則見《市糴考》。
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佑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佑。
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
宋孝武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過津，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
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遊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爲也！”
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
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
唐武后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雜，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夫關市之稅者，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人。何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喑鳴則彎弓，睚眥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擾亂殊俗。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且如天下諸津，舟行所聚，洪舸鉅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何則？關爲詰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況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元默、亂大倫乎？古人有言：‘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
德宗時，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帝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
文宗太和七年，御史臺奏：“太和三年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伏以方今天下無事，聖政日躋，務去煩苛，與民休息。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綀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博訪諸道，委知自太和三年準赦文兩稅外停廢等事，旬月之內，或以督察不嚴，或以長吏更改，依前却置，重困齊人。伏望今後自太和三年準赦文所停兩稅外，科配雜榷等率復却置者，仰敕到後十日內，具却置事申聞奏，仍申報臺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旨依。
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已上並稅。今商量其雜稅物請停絕。”敕旨：“淮、泗通津，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讟。今依元賞所奏，並停其所置官司，所由悉罷。所有泗口稅額，準徐泗觀察使今年前後兩度奏狀，內豎共得錢一萬八千五十五貫文。內十驛一萬一千三百貫文，委戶部每年以實錢逐近支付，泗、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錢賜充本軍用，其他未贍，委在才臣，共息怨咨，以泰行旅。”
後周顯德五年，敕諸道州府，應有商賈興販牛畜者，不計黃牛、水牛，凡經過處並不得抽稅；如是貨賣處，祗仰據賣價每一千抽稅錢三十，不得別有邀難。
按：鬻賣而有稅，理也。經過而有稅，非理也。觀此，則其來已久，而牛畜之外，餘物俱有過稅，商旅安得願出其塗乎？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賫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於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
止齋陳氏曰：“此薄稅斂初指揮也。恭惟我藝祖開基之歲，首定商稅則例，自後累朝守爲家法，凡州縣小可商稅，不敢專擅創取，動輒奏稟三司取旨行下。
謹按景德四年，三司鹽鐵商稅按奏：‘據濱州監稅李忠恕狀，準條，銀每兩稅錢四十文，其專欄等却稱銀元來不納稅錢事。省司檢會景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敕令。
將銀出京城門往諸路州軍者，並須於在京稅務納錢，每兩四十文，不降指揮，只是條貫。自京出門，其濱州稅務元不收稅，合依久例，不得創收。’天禧四年，福建轉運司奏：‘尚書屯田員外郎方仲荀奏，乞收福建枋木稅每估一貫稅一百文。
本司勘會《祥符編敕》，每木十條抽一條訖，任販貨賣，不收商稅。’天聖七年，福建運司奏：‘福州商稅有當增收錢者八，當減錢者五，當不收錢者十，當創收錢者十二。’有旨，創收、增收並不行，餘依奏。以此見當時州郡小可商稅不敢專擅創收，動須奏稟，而漕臣、省司亦不敢輒從所請，橫改條法。至淳化三年，令諸州縣有稅，以端拱元年至淳化元年收到課利最多錢數，立爲祖額，比校科罰。
蓋商稅額比較自此始。及王安石更改舊制，增減稅額，所申省司不取旨矣。熙寧三年九月，中書札子：‘詳定編敕所參詳，自來場務課利增虧，並自本州保明三司，立定新額，始牒轉運司令本處趁辦，往復經動年歲，虛有留滯，莫若令本州自此立定祖額比較。’有旨從之，而本州比較自此始，商稅輕重皆出官吏之意，有增而無減矣。政和間，漕臣劉既濟申明於則例外增收一分稅錢，而一分增收稅錢窠名自此起。至今以五分充州用，五分充轉運司上供，謂之五分增收錢。紹興二年，令諸路轉運司量度州縣收稅緊慢，增添稅額三分或五分，而三五分增收稅錢窠名自此始。至今以十分爲率，三分本州，七分隷經總制司，謂之七分增稅錢，而商稅之重極於今日。”
李重進平，以宣徽北院使李處新知揚州，樞密直學士杜韡監州稅。
止齋陳氏曰：“以朝臣監州稅始於此，蓋收方鎮利權之漸，然是時初未以此置官也。據《太宗實錄》，上謂趙普等曰：‘王仁贍縱吏爲奸，諸州場院皆隱沒官錢。朕初即位，悉罷去，分命使臣掌其事，利入遂數倍。’以此見諸州監當分差使臣自太宗始。雍熙三年始著於令，監當使臣、京朝官並三年替，仍委知州、通判提舉之，遂爲定員。”
關市之稅，凡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羊彘，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騾、橐扆，及商人販茶鹽，皆算，有敢藏匿物貨，爲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自唐室藩鎮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其後諸國割據，掊聚財貨以自贍，故征算尤繁。
宋朝每克復疆土，必下詔蠲省。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年額及三萬貫以上，審官院選親民官臨蒞，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之。行者賫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從地宜而不一焉。
開寶六年，詔嶺南商賈賫生藥者勿算。
先是，僞蜀時，部民凡嫁娶，皆籍其幃帳妝奩之數估價抽稅，是年，詔除之。
太宗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租，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算之條，當從寬簡。宜令諸路轉運使以部內州軍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參酌裁減，以利細民。”又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常稅各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頒行天下。”
至道元年，詔兩浙諸州紙扇、芒鞋及細碎物皆勿稅。
二年，詔民間所織縑帛非出鬻於市者勿得收算。
真宗景德三年，除杭、越等十三州軍稅鵝鴨年額錢。
大中祥符五年，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江淮南民以柴薪渡河津者勿稅。
大中祥符六年，詔免諸路州軍農器收稅。
熙寧十年以前天下諸州商稅歲額：
四十萬貫以上：
東京成都二十一務
興元三務
二十萬貫以上：
蜀九務
彭八務
永康五務
梓二務遂二務
十萬貫以上：
開封二十三務
壽八務
杭十二務
眉二務綿二務
漢二務
柳九務宜五務
賓四務
橫三務
化五務
高六務
雷二務
白一務
欽一務
鬱林一務
萬安一務
珠崖一務
廉五務瓊一務
蒙一務
竇二務
南儀一務
按：天下商稅惟四蜀獨重，雖夔、戎間小壘，其數亦倍蓰於內地之壯郡。然《會要》言四蜀所納皆鐵錢，十纔及銅錢之一，則數目雖多，而所取亦未爲甚重。
而熙寧十年以後再定之額，他郡皆增於前，而四蜀獨減於舊，豈亦以元額偏重之故歟？
仁宗時，詔場務歲課倍增者，乃增使臣一員監臨。又詔取一歲中數爲額，後雖羨益勿增，仍毋得抑配人戶、苛留商賈，求羨餘以希賞詳見《酒稅門》。
天聖中，有請算錢以助給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而通有無，何可算也。”不許。又詔有司裁定歲課或不登而州縣責衙前備償者，立命罷之。
神宗熙寧元年，詔：“三路支移，或民以租賦賫貨至邊貿易以轉官者毋稅。石炭自懷至京不征。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
四年，詔三司：“凡民承買酒麴、坊場，率千錢輸稅五十，儲之以祿吏。”
七年，詔減國門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止令隨其閒要分等，以檢捕獲失之數爲賞罰。既而以歲旱，復有是命。
八年，手詔問中書，賈販之物法不稅者，其市利錢當輸否？時有司創稅賈物之入京者，謂之市利錢，以祿吏。帝疑焉，故問之。
《鄭俠奏議》跋後云：“建言者以諸門及本務稅錢額虧折，皆是官員饒稅過多，而吏人受財，公共偷瞞，不知乃爲市易拘攔商旅入務官買，以致商旅不行，稅乃大虧也。遂立條約，專攔皆有食錢，官員不得饒稅。專攔取錢依倉法，官員妄饒稅，並停替，仍會問諸處，每商旅納官稅一百文，即專攔所得市利錢幾何。
諸處申，約官稅一百，專攔等合得事例錢十文。官中遂以爲定例，每納稅錢一百文，別取客人事例錢六文，以給專攔等食錢。已而市易司作弊，於申收事例錢項，即聲說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此明爲所收事例錢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及法行，乃謂所收之稅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錢十文。只如苧麻一斤收錢五文，山豆根一斤收錢五文，却問客人別要事例錢一十文。本門爲不便申省，及市易司並不施行，致客人爲事例錢故，屢與專攔相拖拽，云：‘我官錢十文納了，你却問我要甚事例錢？’必須取條貫分明詳諭，方肯納錢而去。不三五日間，適因三月二十六日奏狀，準三月二十七日聖旨，市利錢三百文以下稅錢者，皆無市利錢矣。看詳，有司當立法時，取專攔所得事例錢以供專攔逐月食錢，不曰事例錢，而以市利名之者，蓋取《孟子》所謂‘有賤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之意以爲名，是賤之也，又從而多取之以益官，豈不繆哉！宜乎聖上聞之，自三百以下稅錢，並不收市利也。”
哲宗元祐元年，從戶部之請，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爲新額，自明年始。
八年，商人載米入京糶者，力勝稅權蠲。
兵部尚書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湊，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切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僱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腳，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僱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司費耗爲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兇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以今之法小爲疏通，而隔一州一路之外，豐兇不能相救，未爲良法，須是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爲通濟。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賑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光益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徽宗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稅。
建中靖國初有此令，至是蠲之。
二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屨、穀菽、鷄魚、果蔬、炭柴、磁瓦器之類，並蠲其稅，歲終計所蠲，令大觀庫給償。
重和元年，以臣僚言，凡民有遺囑並嫁女承書，令輸錢給印文憑；其絲綿縑帛即其鄉聚市鬻者，亦令先歷近地場務請稅。尋皆罷之。八月，臣僚又言，稅物由便道者，請令批引致務參騐並稅之。詔戶部下諸路漕司計畫以行。
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爲商販者，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
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之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駝、騾、驢已不入服用之例，而比年臣僚營私謀利者衆，宮觀、寺院多有免稅專降之旨，皆以船艘賈販，州縣無孰何之者，故有是詔。
三年，兩浙、淮西等路，稅例外增一分者勿取。其先，漕臣被旨起應奉物，乃增稅以更費。至是，御筆罷之。
欽宗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凡稅物，權更蠲稅一年。”
高宗建炎元年，詔：“京城久閉，道路方通，有販貨上京者，與免稅。”又詔應殘破州縣合用竹木塼瓦並免收稅。又詔北來歸正人、兩淮復業人，在路不得收稅。又詔於平江昆山縣江灣浦量收海船稅，應官司回易諸軍收買物色，依條收稅。蓋寧於海道取給軍需，而不以病民也。又慮稅網太密，詔減並一百三十四處，減罷者九處，免過稅者五處。至於牛、米、柴、面，民間日用所需，並與罷稅。
孝宗隆興之初，招集流民，凡兩淮之商旅、歸正人之興販，並與免稅。州縣續置稅場不曾申明去處，並罷之。又詔鄉落墟市貿易皆從民便，不許人買撲收稅，減罷州縣稅務甚多。
光宗復罷楚州、雅州管下鎮務，減臨安府富陽餘杭稅額。
寧宗時，減罷州縣稅務亦不一。
關市之征日以蠲免，中興列聖仁民之心何如哉！其間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紹興二十一年六月，臣僚言諸州額外征取，止資公庫，無名妄用，乞令監司檢察，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菜茹、束薪之屬乾道四年，詔諸州縣不得私置稅場，邀阻客旅。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廣中無名場稅在在有之，若循之浰頭、梅之梅溪，皆深村山路，略通民旅，私立關津，緡錢、斗米、菜茹、束薪，並令輸稅。或擅用稽察、措置乾道九年二月，詔諸縣稅場於正官外擅置稽察、措置等官，許民戶越訴，添置專攔收檢紹興十年九月，敕：“諸路稅務置專攔外，類皆過數招收，並有監官、親隨之類，通同接取，可令禁止。”淳熙五年四月，臣僚言池州雁汊等處，欄頭妻子直入船內搜檢，謂之女欄頭，與吾民相刃相靡，不啻讎敵。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乾道六年閏月，臣僚言：“重征莫甚於沿江。凡溯流而上，至於荊峽，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無重貨，謂之‘虛喝’；宜征百金，元抛千金之數，謂之‘花數’，騷擾不一，乞嚴禁止。”從之，以食米爲酒米，以衣服爲布帛，皆有稅紹興三十二年八月，都省言專攔騷擾，甚者指食米爲酒米，指衣服爲布帛。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目以興販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敕：“訪聞場務利於所入，以至士夫、舉子道路之費，搜篋倒囊，一切攔稅，可以禁止。”。甚者，貧民博易瑣細於村落，指爲漏稅，輒加以罪嘉定八年二月，臣僚言：“濱江之民，擔負魚鮮於村落博賣，未嘗經涉城市，亦誣其漏稅而加之罪。或遇溪簰販運火柴，每束亦收五六文錢。乞嚴行覺察。”從之。空身行旅，亦白取金，百方紆路避之，則攔截叫呼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廣中場。或有貨物，則抽分給償，斷罪倍輸，倒囊而歸矣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聞者咨嗟，則指曰：“是大小法場也紹興二十二年，臣僚言蘄之蘄陽、江之湖口、池州之雁汊稅務，號爲大小法場。”是以中興以來，申明越津攔稅之禁上曰：“昨見河朔有步擔負米，尤爲所害。其專攔有在十里外私自收稅者，況舟船之利多於步擔，其擾可知。”紹興三十二年三月，臣僚言州縣多遣人於三二十里外拘欄稅物，以發關引爲名，乞禁止。乾道四年九月，詔不得離縣五里外攔掠村民。紹興四年三月，嘉定八年二月，皆有禁，其場務稅賞不許引用倘於租額外有剩數，聽其累賞，是道天下重征，其告漏稅不實者坐之慶元六年五月詔。其有合稅者，照自來則例，不得欺詐騷擾，如例外多收投子錢，許民越訴紹熙元年十一月。其赴務投稅者，不得截留收買慶元五年四月詔。列聖之禁戢吏奸也如此，是宜商賈之利通而民生之用足，雖中興再造，民力已竭，而不至於甚困者，皆此之由也。
○鹽鐵礬
齊管子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王，音於況反，謹正鹽莢正，稅也，音征。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三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爲釜，當米六斗四升，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分強，半強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強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強。
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鹽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稅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爲老男，五十以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十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千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
‘一女必有一針、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針之重加一也，三十針一人之籍針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強強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針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強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強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
“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爲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用人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也。”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採居反，煮水爲鹽煮海水，正音征
而積之。十月始征，至於正月，成三萬六千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食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餽而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圉”與“御”同，古通用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
按：《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概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針、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爲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既以此相桓公霸諸侯，而齊世守其法。故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㩻介之關，暴征其私。布常無藝，徵斂無度。”蓋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爲，有自來矣。
漢高祖接秦之敝，量利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祖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爲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秦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按：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法取之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榷也。
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班固贊曰：“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武帝元狩四年，置鹽鐵官。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五年，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爲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僱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盆，煮鹽盆也”。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孔僅使天下鑄作器，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
卜式爲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鹽味苦，器脆惡，賈貴，強令民買之，乃因孔僅言事，上不說。
先公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煮之以權時取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與孔、桑之法異矣。”
元封元年，因桑弘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名往往均輸鹽鐵官，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
鹽官凡二十八郡：
河東安邑
太原晉陽
南郡巫钜鹿堂陽
勃海章武
千乘琅琊海曲。長廣
會稽海鹽
犍爲南安
蜀臨邛益州連然
巴朐䏰
安定三水
北地弋居
上郡獨藥
西河富昌
朔方沃𡐨
五原成宜
雁門樓煩。沃陽，有長、丞
漁陽泉州
隴西遼西海陽
遼東南海番禺
蒼梧高要
東平北海東萊曲城。㡉。東牟。當利。陽樂
鐵官凡四十郡：
京兆鄭
左馮翊夏陽
右扶風雍。漆
弘農宜陽。澠池
太原大陵
河東安邑。絳縣。皮氏。平陽
河內隆慮
河南潁川陽城
汝南西平
南陽宛廬江皖
山陽沛沛
魏武安
常山都鄉
千乘千乘
齊臨淄東萊東弁
東海下邳。朐
濟南東平陵。歷城
泰山嬴
臨淮鹽瀆。堂邑
桂陽漢中沔陽
犍爲武陽南安
蜀臨邛
琅琊漁陽漁陽
右北平夕陽
遼東平郭
隴西膠東鬱秩
魯楚彭城
廣陵中山北平
東平
城陽莒
涿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
“膠東南近琅琊，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並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不報聽也，不惟所爲不許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千民採譽，此明聖之所必誅也。
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上善其請，奏可。
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得與天下爭利，視以儉勤。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弘羊言：“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採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奸僞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澤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御日以不制，而併兼之徒奸形成矣。
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庶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民，遠爭利，務民之義，利散而人怨止。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讎滅，田野辟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柔異氣，鉅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官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於人間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叫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搆，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官。”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其減天下鹽賈。”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
永光二年，復鹽鐵官。
成帝綏和二年，賜丞相翟方進策曰“百僚用度各有數。君增益鹽鐵，更變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云云。方進自殺。
東漢郡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
明帝時，官自鬻鹽。
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言爲然。
永平十五年，復置涿郡故安鐵官。
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
按：鹽鐵官，顯宗已嘗置矣，今言復，豈中間嘗罷邪？
和帝即位，罷鹽鐵禁。
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榷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行德化，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獻帝建安初，置使者監賣鹽。
時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
於是衛覬議，以爲：“鹽者，國家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實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隷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後秦主姚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木皆有賦。羣臣咸諫，以爲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逾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何不可？”遂行之。
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遂從之。
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能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其之。
時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民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榷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彭城王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爲供大官之用，宜如舊。”魏主卒從琛議。
致堂胡氏曰：“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遊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魏自弛鹽禁之後，官雖無榷，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吝。
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爲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一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
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按：東南之鹽，煮海而已；西北之鹽，則所出不一，而名亦各異。《南史•張暢傳》，魏太武至瓜洲，餉武陵王以九種鹽，曰“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是也。
隋文帝開皇三年，先是尚依周末之弊，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
唐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於是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
唐貞元元年，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左拾遺劉彤請檢校海內鹽鐵之利，從之。
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爲政，廄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入盛事也。臣實爲當今疑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鐵，伐木爲室，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蠲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校海內鹽鐵之課。至十年八月十日，敕：“諸州所造鹽鐵，每年合有官課。比令使人句當，除此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稱有侵克，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稅。如有落帳欺沒，仍委按察糾覺奏聞。
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自餘處更不須巡檢。”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隷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窰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
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巂州井各一，果、聞、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滄、海、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遊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爲諸州權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利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日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奸盜爲之衰息。
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遊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玳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徧於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浸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渙陽、塗澮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每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壤，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爲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
元和中，皇甫鎛奏：“應管煎鹽戶及鹽商，並諸監院停場官吏、所由等，前後制敕除兩稅外不許差役追擾。今請更有違越者，縣令奏聞貶黜，刺史罰俸，再罰奏取旨施行。”從之。
貞元二十一年，停鹽鐵使月進。舊鹽鐵錢總悉入正庫，以助給費，而主北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給入益少。及正元末，逐月有獻，謂之“月進”，及是而罷。
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
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
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
元和十三年，鹽鐵使程異奏：“應諸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伏準今年正月赦文，諸州府因用兵以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斷者。
伏以榷稅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爲重斂。
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準赦文勒停。”從之。
按：皇甫鎛、程異皆聚斂小人。元和十三年，則憲宗平淮西之後，浸以驕侈，二人以進羨餘有寵爲相之時也。然鎛加鹽估，峻榷法，靡所不至，而異能上此奏，猶爲彼善於此。史稱異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退，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觀此奏，亦其一節也。
穆宗時，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乃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敝，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爲不可，遂不行。
愈奏略謂：“平叔請今州府差人自糶官鹽，可以獲利一倍。臣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賣，利不關己，罪則加身，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欲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有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
‘浮寄奸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僧道併兼遊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並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爲此數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硷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止以兩池鹽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輿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權鹽使。以壕籬者，鹽池之堤禁，有盜壤與鬻硷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跡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爲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榷課大增。其後兵徧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餫轉不足，仍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
後唐同光三年，敕：“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俵賣蠶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欒鹽與減三十。”
天成元年，敕：“諸州府百姓合散蠶鹽，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
晉天福元年，敕：“洛京洛管內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斗放減十文。”
七年，宣旨下三司：“應有往來鹽貨悉稅之，過稅每斤七文，住稅每斤十文。
其諸道應有保屬州府鹽務，並令省司差人勾當。”
先是，諸州府除俵散蠶鹽徵錢外，每年末鹽界分場務，約糶錢一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爲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文，近處不過一十文，掌事者又稱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蓋欲絕興販，歸利於官。
場院糶鹽雖多，人戶鹽錢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榷利日至。其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爲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駁議之者，其慮已略及此矣。迨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賣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斂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割，國自爲政，而苛斂如出一轍，異哉！
周廣順二年，敕令慶州榷鹽務，今後每青鹽一石依舊抽稅錢八百八十五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八十五陌、鹽五升，此外不得別有邀求。
青、白鹽池在鹽州北。唐朝元管四池：曰烏池、白池、瓦窰池、細項池。今出稅置吏唯有青、白二池。
敕諸色犯鹽、麴五斤以上，並重杖處死，以下科斷有差；刮硷煎煉私鹽所犯一斤以上斷死，以下科斷有差；人戶所請蠶鹽祗得將歸裛繭供食，不得博易貨賣，違者照私鹽科斷。州城、縣鎮郭下人戶係屋稅合請鹽者，若是州府，並於城內請給；若是外縣鎮郭下人戶，亦許將鹽歸家供食。仰本縣預取逐戶合請鹽數目，攢定文帳部領人戶請給，勒本處官吏及所在場務同點檢入城。若縣鎮郭下人戶城外別有莊田，亦仰本縣預先分擘開坐，勿令一處分給供使。
三年，敕：“諸州府並外縣鎮城內，其居人屋稅鹽，今後不俵，其鹽錢亦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戶合請蠶鹽，所在州城縣鎮嚴切檢校，不得放入城門。”
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朕覽食末鹽州郡，犯私鹽多於顆鹽界分。蓋卑濕之地易爲刮鹽煎造，豈惟違我榷法，兼又污我好鹽。況末鹽煎煉，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宜分割十餘州，令食顆鹽，不唯輦運省力，兼亦少人犯禁。”自是，曹、宋已西十餘州皆食顆鹽種者曰顆鹽，出解州。煮者曰末鹽，出瀕海。
三年，敕：“漳河已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場糶鹽，今後除城郭草市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並不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煉，興販則不得逾越漳河入不通商界。”
五年，既取江北諸州，唐主奉表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乃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宋朝之制，顆鹽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爲畦夫，悉蠲其他役，每歲自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罷，官廩給之。安邑池每戶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此其最多之數也。大中祥符九年四月，陝西轉運張象中言：“兩池見貯鹽三千二百七十六菴，計三億八千八百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十貫。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上曰：“地財之阜，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可許也。”募兵百人，目爲“護寶都”以巡邏之，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齊、兗、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南河者鄆、齊、宿州舊食末鹽，建隆二年以溯流輦運勞費，始改食顆鹽。末鹽煮海，則楚州鹽城監歲煮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臯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蘄、黃州、無爲軍，江南之江寧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荊湖之江陵府、安、復、潭、鼎、鄂、岳、衡、永州、漢陽軍廬和舒蘄黃州、漢陽軍舊通商、太平興國二年始令官賣。信、歙舊食兩浙鹽，後改焉。江、浙舊皆禁，九年，鹽鐵使王明請開禁，計歲賣鹽錢五十三萬五千餘貫：二十八萬七千餘貫給鹽與民，隨稅收其錢；二十四萬餘貫商人販易，收其算。雍熙二年六月，依舊禁止。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歲煮四十七萬七千餘石，漣水軍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壽、濠、泗州，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密州濤洛場歲煮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州。杭州場歲煮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監三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二十萬八千餘石，溫州天富南、北監，密纓、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臺州黃巖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衢、婺州越州舊有鹽潤監，歲煮三千餘石，後罷。福州長清場歲煮五百一萬五千餘斤，以給福建路初得福建即禁鹽，太平興國八年開其禁，後復禁之。建、劍、汀嘗食兩浙鹽，後改就本路。廣州東莞靜安等十三場歲煮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封、康、英、韶、端、潮、連、賀、恩、新、惠、梅、循、南雄州，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舊潮州有松口等四場，歲煮以給本州及梅、循二州，雍熙四年廢。廉州白石、石康二場歲煮一百五十萬斤，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龔、藤、象、宜、柳、邕、潯、貴、濱、梧、橫、南、儀、鬱林州。又高、竇、春、雷、融、瓊、崖、儋、萬安州各煮以給本州，無定額。大率煮海有亭戶、鹽丁，鬻於官或折租稅，亦有役軍士定課煮者通、泰亭戶每一石並耗三石，給錢五百文，以布帛茶米充直，民甚苦之，開寶七年始詔並給實錢。初平嶺南，令民煮鹽，以百一十斤爲石，給錢二百，後廉州言鹽田荒穢，民新鋤治，舊鹽課月八石至三石，凡五等，不能充其數，望差減之，詔蠲其半。又有濱州場，歲煮二萬一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棣、祁州雜支，並京東之青、淄、齊州舊濱、棣二州禁榷，雍熙二年令通商。煮井者，益州路則陵井監及二十八井，歲煮一百十四萬五千餘斤乾德五年，僞蜀知陵井監任元吉始請鑿五井煮監，是歲得八十萬斤，擢元吉永清令，是後浸增其數，綿州二十四萬餘斤，邛州九井二百五十萬斤，眉州一井一萬餘斤，簡州十九井二十七萬斤，嘉州十五井五萬九千餘斤，雅州一井一千六百餘斤，漢州一井五百餘斤。梓州路則梓州一百四十八井三百六十六萬餘斤，資州九十四井六十四萬二千餘斤，遂州三十五井四十一萬六千餘斤，果州四十三井十四萬六千餘斤，普州三十八井二十二萬九千餘斤，昌州四井四萬餘斤，瀘州淯井監及五井七十八萬三千餘斤，富順監十四井一百一十七萬三千餘斤。利州路則閬州一百二十九井六十一萬餘斤。夔州路則夔州永安監十一萬七千餘斤，忠州五井五十一萬三千餘斤，達州三井十九萬餘斤，萬州五井二十萬九千餘斤，黔州四井二十九萬七千斤，開州一井二十萬四千斤，雲安軍雲安監及一井八十一萬四千餘斤，大寧監一井一百九十五萬餘斤。以各給本路。監則官掌，井則土民斡鬻，如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川峽鹽，初承僞制，官鬻之。開寶七年，詔斤減十錢，又令斡鬻，其羨利者但輸十之九。太平興國二年，右拾遺郭泌上言：“劍南諸州官糶鹽，斤爲錢七十。鹽井濬深，煮鹽極苦，樵薪益貴，輦置彌艱，加以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而豪民黠吏相與爲奸，賤糴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者。有司虧失歲額，而民間不得賤鹽。望稍增舊價爲百五十文，則豪猾無以規利，民有望以給食矣。”從之。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率意掊斂，以希課最，廢諸井薪錢，於歲額外課部民煮鹽。民不習其事，甚以爲苦，至破產不能償其數，多流移入他部，而積年之征不可遽免。欲均於諸州，作兩稅草估錢米以輸官。”詔悉除之，其舊額二萬七千六十斤即令井戶煮焉。端拱元年七月，以西川食鹽不足，許商人販階、文州青、白鹽，陝路井鹽、永康軍崖鹽入川勿收算。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詔瀘州南井竈戶遇正、至、寒食各給假三日，所收日額仍與除放；三年正月，減瀘州淯井監課鹽三之一。煮鹵者，并州永利監本名河東榷鹽院，咸平四年改名歲煮十二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嵐、憲、遼、澤、潞、麟、府州、威勝、岢嵐、火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賣，如川峽之制。凡顆、末鹽，皆以五斤爲斗。顆鹽賣價，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賣價，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開寶初，嘗詔諸州賣鹽斤六十錢者減爲五十，四十者爲三十，後顆鹽減至四十四。九年，又減四錢。太平興國初，新禁榷之地以轉送回遠，又有增顆鹽至五十、末鹽至四十錢處。至道二年，楊允恭等復請定和州、無爲軍斤三十六，舒、廬州加二錢，蘄、黃、濠、壽州又加二錢，安、復州又加二錢，止於四十四錢。至道末，賣顆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凡禁榷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顆鹽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涇、原、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舊緣邊諸州兼食烏、白池之青、白鹽。淳化三年，陝西轉運鄭文寶以李繼遷叛逆，請禁止之，許商人販解池鹽，可以資國計，詔可，自陝以西收私市者抵死。其後戎人乏食，復商販。解鹽利薄，多取他徑趣唐、鄧，以邀善價，吏不能禁，關隴民無鹽食。四年八月，除其禁。咸平中，有請官運解鹽，就邊州置吏鬻之，命度支使梁鼎馳往經畫。度支員外郎李士衡上言：“輦運勞民非便，請行解鹽通商。”從之，而以舊榷年額錢分配諸州，隨稅輸納。景德三年，士衡又言京兆、同、華、耀錢額多，請減十之二，詔悉除之，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蔡、襄等州及安、復、商州舊通商，太平興國初，令商、蔡食解鹽，餘食海鹽，並官賣。後以運路不通，復許通商，唯安、復則禁之。末鹽運商之地，京東則登、萊州，河北則大名真定府、貝、冀、相、衛、邢、洺、深、趙、滄、磁、德、博、棣、祁、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清、通利、永靜、乾寧、定遠、保定、廣信、安肅、永定軍河北舊禁鹽，建隆四年，始令邢、洺、磁、鎮、冀、趙六州城外二十里通行鹽商。開寶三年，悉罷榷，官收其算，斤一錢，往賣者倍之。舊榷利錢均賦城郭居民，及門戶形要戶，隨夏稅輸之，亦差減舊數。
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闌入禁地法，貿易至十斤、煮硷至三斤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上請。三年，增闌入三十斤、煮硷至十斤坐死，蠶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後每詔優寬，至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闌入至二百斤以上，煮硷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黥面送闕下。
止齋陳氏曰：“國初，鹽莢只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初未有客鈔也。雍熙二年三月，令河東，北商人如要折博茶鹽，令所在納銀，赴京請領交引。蓋邊郡入納算請，始見於此。端拱二年十月，置折中倉，令商人入中斛斗，給茶鹽鈔。蓋在京入中斛斗算請，始見於此。天聖七年，令商人於在京榷貨務入納錢銀，算請末鹽。蓋在京入納見錢算請，始見於此。而解鹽算請，始天聖八年；福建、廣東鹽算請，始景祐二年。京師歲入見錢至二百二十萬，諸路斛斗至十萬石見是年八月淮南、江、浙、荊湖、福建等路提舉鹽事朱某奏。祖宗之意，慮客鈔行而州縣之鹽不足，則爲之限制至道二年二月，敕江、浙、淮南官賣鹽，並赴永豐、鹽城監般請，其海陵監應副客人；至解鹽則以唐、鄧、商、均等十一州爲在京入納金銀交引地分，永興、鳳翔等二十五州爲陝西入納糧草交引地分。可謂詳密矣，熙、豐新法，增長鹽價福建路祖額賣鹽收到二十七萬三百餘貫，自推行鹽法，於元豐二年收到四十六萬五千三百餘貫，三年收六十萬餘貫，見轉運司賈青奏。河北路自元豐七年正月推行鹽法，至十一月終，收鹽息錢二十六萬五千貫，充便糴司糴本，見元豐八年四月六日敕。可以略見當時鹽課。於是河北復官鹽，而廣鹽亦通入江、湖，置便糴司，以所封椿諸路增剩鹽利錢充糴本。元祐裁損剩數，且罷封椿。三年，令任公裕裁定增損九路鹽價，未幾，復新法。紹聖三年二月，江、湖、淮、浙六路，通算鈔引見錢充足。元祐八年，年額外有增收到五分入朝廷封樁，五分轉運司。元符元年九月，令福建準此。崇寧元年二月，敕鹽鈔每一百貫於在京入納九十五貫，於請鹽處納充鹽本，其紹聖三年五分指揮不行。自二年十二月行法，至三年十一月，在京已及一千二百餘萬貫，遂盡罷，諸路官以鹽鈔每百貫撥一貫與轉運司。於是東南官賣與西北折博之利盡歸京師，而州縣之橫斂起矣。”
開寶七年，詔三司校諸州鹽、麴、市征、地課而殿最之。
令諸州知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所掌鹽、麴及市征、地課等，並親臨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欺隱者置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萬。
止齋陳氏曰：“太平興國以後，雖有比較歲入增虧酬獎之法，而累朝多不果行。至景德以後，且有諸鹽場監受課出剩不得理爲勞績。嘉祐赦文，又申嚴希求恩賞，苛阻商旅之禁。至熙寧五年，始令逐年轉運司每歲比較州縣鹽酒課利最多最少者兩處，開坐增虧及知、通、令、尉名銜聞奏，當行賞罰，合黜者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雍熙四年，禁代州寶興軍等處民私市北虜骨堆渡及桃山鹽，犯者論罪有差。
雍熙後，以用兵乏餽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茶鹽。
咸平四年十月，秘書丞、直史館孫冕上言曰：“茶鹽之制，利害相須。若或江南、荊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爲利實多。
今若便放行，即南中州軍且令官賣。商人既已入中，候其換易交引，往至亭場，川路脩遐，風波阻滯，計須二年以上，方到江、潭。未即間，官賣鹽課已倍獲利入，縱其坌集，稍侵官賣之額，然以增補虧，於官無損，緣邊入中又委輸愈多。
況三路官賣舊額止百三十萬貫，臣計在北所入已多，在南所虧至少，舊額錢數必甚增盈。其淮南禁鹽，有長江之限，但嚴切警巡，明立賞罰，則官賣鹽課，必不虧懸。設使淮南因江南、荊湖通商之後，官吏怠慢，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以折中糧草贍得邊兵，以中納金銀實之官庫，且免和僱車乘，差擾戶民，冒涉凜寒，經歷遐遠。借加荊湖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以地里腳力送至窮邊，則官費民勞，何啻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其事。恕等上議曰：“江、湖之地，素來官自賣鹽，禁絕私商，良亦有以。蓋由近煮海之地，自犯禁之人，官得緡錢，頗資經費。且江、湖之壤，租賦之中，穀帛雖多，錢刀蓋寡。每歲買茶入榷，市銅鑄錢，準糧斛以益運輸，平金銀以充貢入。乃至京師便易，南土支還，贍用之名，實藉鹽錢佽助，居常度費，猶或闕供。今若悉許通商，則必頓無儲擬，未有別錢備用，鹽法詎可更張？且變制改圖，事非細故，若匪官鹽住賣，則又私商不行。即令住賣官鹽，立乏一年課額。況行商算畫，必務十全，豈有江、湖官猶賣鹽，邊塞私肯入粟？假令敢入私物，獲請官鹽，首初運到江、湖，必須官私競貿。既而官價高大，私價低平，多糶商鹽，則官鹽不售；並依官價，則私價太高。公私兩途，矛盾不已，則官利失而私商困矣。況不即住賣而望商人入中藁粟者，未之有也；既入中藁粟而望課利不虧者，亦未之有也。向者淮南通商，亦於邊上折中，一歲之內，入數甚微，糧則不及萬鍾，草則多無一束。近者陝西鹽法，亦令納稭資邊，一年之間，數亦無幾。全亡實騐，但有虛名。江、湖若放通商，淮南亦須撤禁。三處既私商雜擾，兩浙必官鹽流離，透漏侵淫，禁不可止。乍變易則江、湖爲首，終紊亂則淮、浙相兼，大失公儲，莫救邊備，若以施之於今日，竊恐未爲葉宜也。”詔從之。
榷礬者，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以礬山歸州縣。五代以來，創務置官吏。宋朝之制，白礬出晉慈坊州、無爲軍、汾州之靈石縣無爲軍場曰昆山，自大中祥符元年後，以停積頗多，權罷煮造。靈石場，至道初廢，景德元年復置，大中祥符八年又廢，其礬徙就晉州。慈州場，曰芥泉，綠礬出慈隰州，池州之銅陵縣隰州場，太祖時以地接河東僞境，罷之。太平興國八年，本州牙吏卜美請募工造鑊煮礬，輸官課，詔從其請。銅陵場，雍熙二年廢，天禧五年復置。又汾州靈石亦有綠礬，各置官典領，有鑊戶煮造入官。市晉、汾、慈州礬，以一百四十斤爲一馱，給錢六千給見錢三之二，餘準以茶絲。
隰州礬馱減三十斤，給錢八百。博賣白礬價：晉州每馱二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綠礬：汾州每馱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馱四貫六百，皆博賣於人。又有散賣者，白礬：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爲軍六十錢；綠礬，斤七十錢。至道中，白礬歲課九十七萬六千斤，綠礬四十萬五千餘斤，賣錢十七萬餘貫。貞宗末，白礬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礬增二萬三千餘斤，賣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建隆三年，詔禁商人私販幽州礬，官司嚴捕沒入之。其後定令，私販河東幽州礬一兩以上，私煮礬三斤及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二月，增私販至十斤，私煮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論罪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鬻不充，有司請嚴禁法，詔私販化外礬一兩以上及私煮至十斤，並如律論決，而再犯者悉配流，遠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州官礬滯積，蓋小民多就山谷僻奧處私煮，以侵其利，而綠礬價賤，不可以晉州礬均法。”詔如犯私茶論罪。
建隆時，命晉州制置礬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綿茶及緡錢，官以礬償，凡歲增課八十萬貫。淳化初，有司言：“國家以見錢酬礬直，商客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國用。請今後惟以金銀見錢入博。”從之。
止齋陳氏曰：“太祖礬禁爲契丹、北漢設也，其後並鹽、酒皆榷之，非本意也。”
○鹽鐵礬
仁宗時，詔天下茶鹽酒稅取一歲中數爲額，後雖羨益勿增，無得抑配人戶苛阻商旅。
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聽通商，平估以售，可寬百姓之力。”乃詔罷三京、二十八軍州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自是，商賈流行，然稅課之入官者頗耗。自元昊反，聚兵西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錢炭、瓦木之屬，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賈乘時賕吏爲奸，至入椽木二，估千錢，給錢一大席，爲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乃詔復京師榷法，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自禁榷之後，量民資厚薄，役令輓車轉致諸郡，道路縻費，役人竭產不能償，往往亡匿，關內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踴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幣，不可勝數，帑藏愈虛。太常博士范祥乃請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西鹽，第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爲南鹽，在陝西者爲西鹽，若築鹽池則爲東鹽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即池騐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詔從之。數年，滑商貪賈無所僥幸，關內民安其業。其後三司言京師商賈罕至則鹽直踴貴，請得公私並貿，而餘則禁止官鬻，皆從之。兩池歲役畦戶以解、河中、陝、虢、慶成民爲之，官司旁沿侵剝爲苦，乃詔三歲一代。嘗積逋鹽課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詔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其後減畦戶半，又稍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無追逮侵剝之擾。
沈氏《筆談》曰：“陝西顆鹽，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是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年，至今以爲利。”
青、白鹽出烏、白池，西羌擅以爲利。自李繼遷叛，乃禁毋入塞，未幾罷。
慶曆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售於縣官，諫官孫甫等言：“輦運疲勞。又並邊戶嘗言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少，雖刑不能禁。今若許之，則並邊蕃漢盡食羌人所販青鹽，不能禁止，解鹽利削，陝西財用屈矣。”乃不許其請。
慶曆元年冬，以淄、濰、青、齊、沂、密、徐、淮揚八州軍仍歲兇災，乃詔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算，而罷密、登歲課，第令戶輸租錢。其後鄆、兗皆以壤地相接，請罷食池鹽，得通海鹽，收算如淄、濰等州，許之。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歲應授百姓蠶鹽皆罷給，然百姓輸蠶鹽錢如故。至和中，始詔百姓輸錢以十分爲率，聽減三分云。
河北滄、濱二州鹽，自開寶以來，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爲額錢十五萬緡。
上封者請禁榷以收其利，余靖爲諫官，言：“前歲軍興以來，河北揀點義勇及諸色科率，數年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虜且百年，而民無南顧之思者，戎狄之法大率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皇帝特推恩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稅。若一旦榷絕，價必騰踴，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硷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者必衆，近民怨望，非國之福。”其議遂寢。後王拱辰爲三司使，復建議榷二州鹽，下其議。魚周詢等以爲不可，請重算商人，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上曰：“使人頓食貴鹽，非朕之意。”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使虜獲福也。虜鹽滋多，非用兵不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立以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後父老過其下輒流涕。
按：授人以鹽而徵其錢，謂之蠶鹽，行之京東諸路；免鹽之榷而均諸稅，謂之兩稅鹽錢，行之河北，皆五代法也。及其弊也，鹽不給而徵錢如故，稅已納而禁榷再行。蓋誤以二者爲經常之賦而不知其源出於鹽也。河北之榷，方平言之，仁皇聽之，惠及一道矣；獨蠶鹽錢之輸，未有能如方平者力言之，至和中僅免其十之三。惜哉！
東南鹽利，視天下爲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斤爲錢四，兩浙杭、秀爲錢六，溫、臺、明亦爲錢四，廣南爲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爲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鬻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荊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挽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縻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贍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爲言，即詔翰林侍讀宋綬、樞密直學士張若谷、知制誥丁度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爲聽通商則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司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鹽；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廳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並敕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
康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予之，而河北復出三稅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然東西鹽利特厚，商旅不願受金帛，皆願得鹽。
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爲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無賴之徒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爲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爲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建之汀州與虔接，虔鹽既不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既畢，往往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梅、循、惠、廣八州之地。所至污人婦女，掠人穀帛，與巡捕吏卒斗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糶鹽歲纔及百萬斤，朝廷以爲患。職方員外郎黃炳請增近歲所增官估，斤爲錢四十，以虔州十縣五等戶夏秋稅率百錢令糴鹽二斤，隨夏稅錢入償官。從之。然歲纔增糶六十餘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乃令民首納私藏帶兵械，以給巡捕吏兵，而令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兵甲自隨者，止輸算勿捕。淮南既團新綱漕鹽，挺增爲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鎖鏁栿至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畀漕舟吏卒，官復以半賈取之，繇是減侵盜之敝，鹽遂差善。又損糶價，歲課視舊增至三百萬餘斤，乃罷扶等所率糴鹽錢。
嘉祐間，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三年纔及五十三萬，而一歲之內，私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其弊在於官鹽估高，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請榷官估，罷鹽綱，令鋪戶衙前自趨山場取鹽，如此則鹽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溢。”詔從之。
皇祐以來，屢下詔書，命亭戶給官本皆以實錢，其售額外鹽者，給粟帛必良，逋歲課久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甚厚，而有司罕能承上意焉。蜀煮井爲鹽者，井源或發或微，而責課如故，任事者多務增課以爲功，貽患後人。朝廷切於除民害，尤以遠人爲意，有司上言，輒爲蠲減，前後不可悉數。
鬻硷爲鹽，大抵硷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鐺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力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明年，又詔鐺戶輸歲以分數爲率，蠲復有差，遇水災，又聽得他戶代役，百姓便之。礬初亦官置務煮之，天聖已後，聽民自煮，官置場售之，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兩蜀舊亦榷礬，天聖間詔弛其禁。初，晉、慈礬募人入金帛茶絲易之。其後，河東轉運使薛顏請一切入緡錢，以助邊糴。久之礬積益多，復聽入金帛、芻粟。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
麟州斗粟直錢百，估增至三百六十，礬之出官爲錢二萬一千五百，纔易粟六石，以麟州粟實直較之，爲錢六千，而礬一馱已費本錢六千。縣官徒有榷礬之名，其實無利。嘉祐六年，乃罷入芻粟。復令入緡錢。礬以百四斤爲一馱，入錢京師榷貨務者，爲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府州者，又減三千，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
神宗熙寧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大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擡邊糴之患，請用西蜀交子法，使其數與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又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爲額。
八年，中書又言：“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入中商人或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爲買，即爲兼並所抑，則鈔價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
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邱、考城、東明、白馬、中牟、陳留、長垣、胙城、韋城，曹濮澶懷濟單解州、河中府等州縣，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唐鄧襄均房商蔡郢隨金晉絳虢陳許汝穎隰州、西京、信陽軍通商，畿縣及澶、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陝、河中府、南京、河陽，令提舉解鹽司運鹽賣之。
自禁榷之後，鹽價既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重賞搆捕私鹽，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乃議所以更之。皮公弼、沈括等言官賣當罷。於是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陳留、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溝、太康、咸平、新鄭聽通商，其入不及官賣者，官復自賣；澶濮濟單曹懷州、南京，陽武、酸棗、封邱、考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韋城九縣，官賣如故。又詔商鹽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席無減千；民鹽皆買之市易務，私與商人爲市，許告，沒其鹽。
又詔京師置七場，買東、南鹽鈔，市易務計爲錢五十九萬三千餘緡，三司闕錢，請頗還其鈔，令賣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準緣邊價給新引，庶得民間舊鈔，而新引易於變易。詔用其議。
哲宗元祐元年，戶部及陝西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禁榷，官自鬻，以萬五千五百席爲額，聽商旅入納於八州軍折博務，算給交引，一如范祥舊法。其出賣到鹽錢，以給轉運司糴買。”從之。
徽宗崇寧元年，解州賈考南北團池修治畦眼，拍磨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州具以聞。初，解梁之東有大鹽澤，綿亙百餘里，歲得億萬計。
自元符元年，霖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其役內侍王仲千實董之，仲千以額課敷溢爲功。然議者或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則博，苟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
沈氏《筆談》曰：“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鹵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堯梢水，一謂之巫咸河。大鹵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人，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咸河”，爲鹽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巫咸乃濁水，入鹵中則淤澱鹵脈，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又曰：“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末鹽、顆鹽、井鹽、崖鹽是也。唯陝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爲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緡，供河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給費而已。緣邊糴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及蜀茶爲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爲率。
祖宗以來，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於解池，積錢於在京榷貨務，積鈔於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舊制，通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熾盛，至爲良法。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衆，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概常使見行之法售給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爲循環。循環者，已積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爲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芻者，本三省大胥也，蔡京委信之，專主榷貨務。政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其後，伯芻年除歲遷。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既而黨附王黼，京惡而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商旅算請，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多，以昧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芻方爲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闔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輳而至，御府須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榷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閒未定，奸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爲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憚，遂至於此。於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申歲較季比之令，在職而暫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蔭，並處極坐，微至於鹽袋鯗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降御筆：“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衆，計口敷及嬰孩，廣數下逮馳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嘆。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蓋帝意未嘗不欲審法定令，寬濟斯民。有司不能將明帝恩，故比較已罷而復用，鈔札既免而復行，鹽囊增饒而復止，一囊之價裁爲十一千，既又復爲三十三千矣，民力因以擾匱，盜賊滋焉。
南鹽熙寧五年，盧秉提點兩浙刑獄，仍專提舉鹽事。令鹽場約得鹽之多寡而定其分數，自六分至十分；三竈至十爲一甲，而煮鹽地什五其民，以相譏察；及募酒坊戶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之，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酤地；又嚴捕盜販，刑禁苛酷。蹇周輔措置福建鹽，以建、劍、汀、邵武官賣鹽價苦高，漳、泉、福、興化煮鹽價賤、故多盜販賣於貴處，請減建、劍、汀、邵武鹽價，募上戶爲鋪戶，官給券，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周輔又措置江西鹽法，言汀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請罷運淮鹽，通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大率峻剝民，民被其害。哲宗即位，御史言周輔議江西鹽法掊刻誕謾，乃削職貶官。
河北鹽舊不榷。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河北、陝西並爲邊防，今陝西榷鹽而河北獨不榷，此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詣海陽及煮小鹽州縣小鹽，僞鹽也，與兩路轉運司度利害施行。而文彦博論其不便，詔如舊。元豐三年，京東轉運李察言，南京、濟、濮、曹、澶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請用今稅法置買鹽場，盡竈戶所煮鹽，官自賣之，禁私爲市。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之。
乃詔以京東法榷之河北，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巖叟言其不便，遂罷河北榷法。紹聖中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