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鑒》，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
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稿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
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繫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澀，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微，釋之者曰：
“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
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
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常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奸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奸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亩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敘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刀、布即古錢之名。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樸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創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賫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
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饑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風氣日灕，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曰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只以身爲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敘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紲，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僱，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
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淩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
羞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
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並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既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亩，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徧於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昉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
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榷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救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爲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袤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掯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睹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鑒也。
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採，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閈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
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縉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
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閒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
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是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
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
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
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臯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縉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籥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晏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宦嬖幸，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縉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
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胄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爲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爲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爲之，並不預宮中之事；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尉，漢承秦以爲三公，然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爲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爲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爲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爲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爲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爲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以太宗曾爲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入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爲城門校尉。又司隷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護羌校尉、護鳥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爲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爲冗盛。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敘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
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爲傳注，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讖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
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靈威仰，或以爲耀靈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嘗參酌王、鄭二說而疊用之，竟不能偏廢也。至於禘、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著爲《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爲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闊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注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並詳著焉。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祗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禖，次八蠟，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
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兇、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
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兇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已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跡焉。蓋本晦菴《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毋庸贅敘，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
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隷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隷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真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秕，國已衰矣。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救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爲？愚固不知其說也。作《樂考》第十五，首敘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其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諉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作《兵考》第十六，首敘歷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
昔漢陳咸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爲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爲劓、刵、椓、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爲可味也。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爲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翦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朴、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沈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賕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次贖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爲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缺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
近世昭德鼂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並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僞，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羣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兹題品，亦可粗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爲《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爲勝。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顛钜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今仿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敘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崇之禮、冊命之儀，並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土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爲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鬻繹之爲楚，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已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已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爲已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羣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爲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荊、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鼂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爲親者無分地而疏者㩻天子，必爲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勦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㩻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已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疏畏㩻，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爲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爲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逮漢之亡，議者以爲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夷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縶，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衅。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爲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簽、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爲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獎宗藩，亦不能救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跡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至邶、鄘、樊、檜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跡，不復贅敘，姑紀其世代歷年而已。
若諸小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仿世家之例，敘其梗概，邾、莒、許、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合而爲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隳廢離隔，不相爲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史氏以爲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爲一人，故疏略如此。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吻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按：漢哀帝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待詔李尋，而尋所對，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臥，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見於李尋、嚴光傳中，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時不言日無精光之事，光武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姑述故事，廣異聞耳。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爲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爲《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爲妖孽而不能爲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爲恆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爲妖，在漢則爲祥，而概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爲妖，在宣帝則爲祥，而概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冞有所不通。竊嘗以爲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爲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並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水潦、水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亦一爾，故均謂之馬異。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謠、詩讖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並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其豕禍、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爲妖，如桑穀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氣脅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冰爲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爲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爲華孽。二者俱失其倫類，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恆寒門，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爲青眚、青祥，物自動爲木沴金，物自壞爲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諭，今以鼠妖、青眚各自爲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冞多，所統冞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曆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誇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兗，曆陽爲南豫，曆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魯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冞不復可考矣。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跡所統爲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爲準，溯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爲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而於每州總論之下，復各爲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夷荊、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臯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逾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秦始皇既並六國，始北却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並朝鮮，西收甘、涼，南辟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賫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抄白
皇帝聖旨裏。饒州路達魯花赤總管府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掾史周仁勞承行札付，近據本路申準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關，欽奉聖旨節該：行法籙有本事的好人，教尋訪將來者。今訪至本路，竊見樂平州儒人馬端臨，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知前代之典章，識當時之體要。以所見聞著成一書，名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財用、貢賦、官職、選舉、學校、經籍、郊祀、封建、戶口、征役之屬，可謂濟世之儒，有用之學。解到繕寫《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並序目共計六十八冊。得此，送據江浙儒司校勘得堪以傳授，移準中書省咨來。咨饒州路申準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關，樂平州儒人馬端臨著成書，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治國安民，可謂濟世之儒。令人繕寫成帙，官爲鏤板，以廣其傳。得此，行據本路繕寫完備，計六十八冊，校勘無差。本省今將《文獻通考》隨此發去，咨請照騐。準此，送據禮部呈翰林國史院，考校得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纂集古今，浩汗該博，殫極精力，用志良勤，有益後學。如蒙準呈，移咨本省於贍學錢糧內刻板印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刊印施行。準此，省府仰照騐依上施行，仍委自總管段通議提調，選能書儒人真楷謄寫，就令馬端臨校勘無差，於本路概管贍學錢糧內，計料合用紙板工價，兩平顧買刊印，具依準申省。奉此，照得近承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札付，欽奉聖旨節該：王真人根底與五個鋪馬，教直南田地裏名山去處，尋訪行法籙有本事的好人，有呵，交各處官司，依著在先世祖皇帝時分起發好人的體例與氣力起發上來，欽此。除欽遵外，延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準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關，尋訪至饒州路，據本路儒學狀，申準本路楊教授關該，竊見本路樂平州儒人馬端臨，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昨蒙都省咨發，再任衢州路柯山書院山長，見類各路儒學教授選內，即目閒居聽除。
本儒行履端純，詞章雅麗，家傳鼎鼐之譜，幼繙館閣之儲，知前代之典章，識當世之體要，以所見聞著爲成書，名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財用、貢賦、官職、選舉、學校、經籍、郊祀、封建、戶口、征役之屬，凡於治道有關者，無不彪分彙列，井井有條，治國安民，特舉而措之耳。此可謂濟世之儒、有用之學。其書，本儒用心二十餘年，卷帙繁多，非可卒致。今先將所定序目一本繳連前去，蚤爲轉申上司，令人繕寫成帙，校勘完備，官爲鏤板，以廣其傳，非惟不負本儒平生所學，抑且於世教有所補益，關請施行。準此，行據本路儒學申，令儒人馬端臨謄寫到所撰《文獻通考》序目一樣三本，裝褙完備，內將二本繳申省府並集賢院照詳外，將一本關發弘文輔道粹德真人收管。又準關文該於江浙行省計稟得上項文集，已行劄付貴路謄寫成帙，解省去訖。關請將《文獻通考》謄寫成帙，校勘無差，裝褙發來呈院。準此，行下儒學依上謄寫呈解。延祐六年七月十二日，承奉省府札付，繕寫成帙，校勘無差解省。奉此，行下本州，委自同知竇承直提調，禮請馬端臨繕寫到《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並序目共計六十八冊，校正無誤，裝褙完備。本路具解差人賫赴省府投呈去後，今奉前因，照得本路元解《文獻通考》六十八冊，雖奉省府劄付咨發都省轉發翰林國史院，考校得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用志良勤，有益後學，令本路總管段通議提調，選能書儒人謄寫刊印，別不見發元解校勘過的本文籍。爲此，總府除已關請總管段通議依奉省府劄付所行提調外，合下仰照騐，速爲差委有俸人員，禮請馬端臨親賫所著《文獻通考》的本文籍，赴路謄寫校勘刊印施行。須至指揮。
右下樂平州，準此。
至治二年六月
○歷代田賦之制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厥賦上上錯賦第一。錯，謂雜出第二之賦。兗州：
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中下第六，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青州：
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三，厥賦中上第四。徐州：厥土赤埴墳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厥賦中中第五。揚州：厥土惟塗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下第九，厥賦下上上錯第七，雜出第六。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厥賦上下第三。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疏也，厥田惟中上第四，厥賦錯上中第二，雜出第一。
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厥賦下中三錯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雍州：厥土黃壤，厥田上上第一，厥賦中下第六。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孔氏曰：“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少也。”
三山林氏曰：“三代取於民之法不同，而皆不出什一之數。既不出什一之數，而乃有九等之差者，蓋九州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其賦稅所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計其所入之總數，而多寡比較，有此九等。冀州之賦比九州爲最多，故爲上上。兗州之賦比九州爲最少，故爲下下。其餘七州皆然。非取於民之時有此九等之輕重也。”
五百里甸服爲天子服理田：百里賦，納總禾本全曰總。二百里，納銍刈禾曰銍。三百里，納稭，服半槁去皮曰稭。服，事也。納總、銍、稭之外，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粗。
唐、虞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其見於《書》者如此。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
朱子《集注》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計其五亩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亩，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
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用平土之法以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亩；亩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萬人，故曰萬乘之主。
按：孟子言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即司馬法也。然自卿大夫采地推而至於諸侯、天子者，恐是商之末造，法制隳弛，故文王因而修明之，非謂在岐之時，自立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之井，奄有萬乘之兵車也。
周人百亩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朱子《集注》曰：“周時一夫授田百亩，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亩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也。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亩，通私田百亩爲十一分，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亩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亩，是亦什一也。”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鄼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右鄭注，以爲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鄉、遂。
《匠人》：爲溝洫主通利田間之水道，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其隴中曰𤰝，𤰝上曰伐，伐之言發也。𤰝，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亩方百步也。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
右鄭注，以爲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
陳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之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
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洫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二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爲，故《匠人》不爲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概甽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又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名之，其實一制也。”
朱子《語錄》曰：“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
永嘉陳氏曰：“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即不見得包溝、洫在內。若是在內，當云百夫、十夫之間矣。《匠人》溝洫却在內，故以間言。方十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爲九百夫。方百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爲萬夫。《遂人》、《匠人》兩處各是一法。朱子總其說，謂貢法十夫有溝，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簡而盡矣，但不知其必分二法者何故。竊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曠野。可畫爲萬夫之田，有溝有洫，又有途路，方圓可以如圖。蓋萬夫之地所占不多，以井田一同法約之，止有九分之一。故以徑法攤算，逐一見其子數。若都、鄙之地謂之甸、稍、縣、都，乃公卿大夫之采地，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法整齊分畫，故逐處畫爲井田，雖有溝、洫不能如圖，故但言在其間。
其地綿亙一同之地爲萬夫者九，故以徑法紐算，但止言其母數。”
按：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說，其後鄭康成注《周禮》，以爲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遂人》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謂“九夫爲井”是也。自是兩法。晦菴以爲《遂人》以十爲數，《匠人》以九爲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注作兩項爲是，而近世諸儒合爲一法爲非。
然愚嘗考之：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
蓋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八居四旁爲私，而一居其中爲公，是爲九夫，多與少皆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爲井之文，而謂《遂人》所謂十夫有溝者亦是以十爲數，則似太拘。蓋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洫，自洫而達於澮，自澮而達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爲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如井字，整如釭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爲之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亩，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爲之蓄泄。此二法之所以異也。
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澮必曰二尋，蓋以平原曠野之地，畫九夫之田以爲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所謂遂、溝、洫、澮者，隘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則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逾也。若《遂人》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爲田，橫斜廣狹皆可墾辟，故溝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以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姑約略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即爲水溝，水溝之下即爲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訂義》所載永嘉陳氏謂《遂人》十夫有溝，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爲井，是以方言之。又謂《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想亦有此意，但其說欠詳明耳。然鄉、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衍沃饒，可以分畫，宜行助法，而反行貢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有山谷之險峻，溪澗之阻隔，難以分畫，宜行貢法，而反行助法。何也？蓋助法九取其一，似重於貢，然地有肥磽，歲有豐兇，民不過任其耕耨之事，而所輸盡公田之粟，則所取雖多，而民無預。
貢法十取其一，似輕於助，然立爲一定之規，以樂歲之數而必欲取盈於兇歉之年，至稱貸而益之，則所取雖寡，而民己病矣。此龍子所以言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也。鄉、遂迫近王城，豐兇易察，故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僞難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鄉、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魯宣公始稅亩，杜氏注以爲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亩好穀者稅取之。蓋是時公田所收必是不給於用，而爲此橫斂。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則是孟子之時，助法之廢己久，盡胥而爲貢法矣。
孟子特因《詩》中兩語，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盡廢，胥而爲貢法，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輸者公租。田之豐歉靡常，而賦之額數己定。限以十一，民猶病之，況過取於十一之外乎！”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亩。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亩。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裏。上地，夫一亩，田百亩，萊五十亩，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亩，田百亩，萊百亩，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亩，田百亩，萊二百亩，餘夫亦如之萊，謂休不耕者。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亩之居。孟子所云“五亩之宅，樹之以桑”者是也。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下地，所養者寡也。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可任矣。見《力役門》。
《王制》：制農田百亩，百亩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孟子答北宮錡同。朱子《集注》一夫一婦鋤田百亩，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王制》“糞”作“分”。注疏引《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解此段。按《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以田之肥瘠言之。《王制》言上農、次農、下農，以人之勤怠言之，當如《集注》云。
右按周家授田之制，但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亩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
西漢《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己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比同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當農夫一人口二十亩，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田不生，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以集事。
按：此言受田之法，與《大司徒》、《遂人》所言略同，但言餘夫受田如此。
孟子言餘夫二十五亩。《集注》：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亩，俟其壯有室，然後更受百亩之田。則此二十五亩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也。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士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廛里，若今邑居里。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士田，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之田也。賞田，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三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征，稅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
鄭氏曰：“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輕者，廛無穀，園少利也。”
山齋易氏曰：“孟子之說，十一之法通乎三代，今考《載師》所言任地，則不止十一而已，毋乃非周人之徹法歟！鄭氏惑焉，蓋誤認《載師》爲任民之法，而不知其爲任地之法也。嘗考《載師》之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曰近郊十一；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故曰遠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則六遂之餘地，家稍小都大都之田，則三等之采地，故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六者皆以田賦之十一者取於民，又以其一分爲十分，各酌其輕重而以其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者輸之於天子，此皆任地之賦也。知任地之法異乎任民之法，則成周十一之徹法可考矣。”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不毛，不樹桑麻。布，帛也。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罰以一屋三家之稅。民無職事者，出夫稅，百亩之稅；家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趙商問田不耕罰宜重，乃止三夫之稅粟，宅不毛罰宜輕，乃以二十五家之布，未達輕重之差，鄭答語亦不明。
《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按：周家立此法，以警遊惰之民。所謂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蓋倍蓰而取，以困之也。所謂無牲、無盛、無椁、不帛、不衰，蓋禁其合用以辱之也。其爲示罰一也。然所罰之里布、屋粟，國用曷常仰給於此？鄭氏注謂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誤矣。至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遊惰者爲經常之征斂矣。是無罪而受罰也，可乎？甚至王介甫遂欲舉此例以役坊郭之民。夫古人五亩之宅與田皆受之於官，是以不毛者罰之，後世官何嘗以宅地場圃給民，而欲舉此比乎？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亩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履踐案行擇其善亩好穀者稅取之。
《左氏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謂公田借民力耕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公羊傳》曰：“譏始履亩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己悉矣悉謂盡其力。”
魯成公元年，作邱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譏重斂。
《左氏傳》曰：“爲齊難故。”
魯哀公十二年，用田賦杜預注《左傳》：“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自爲賦，故名田賦。”何休注《公羊傳》：“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兵，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不聽。”
《國語》：“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己言無軍旅則不徴鰥、寡、孤、疾之賦。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此有軍旅之歲所徴。缶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
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按：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成公以甸賦取之於邱，已是四倍於先王之時。今詳夫子答語，如《左傳》所載，似是以井賦取之於邱田乃一井之田，注見上，則又十六倍於成公之時，未應如是其酷。如《國語》所載，是以軍旅之賦施之平時，則只是每井加賦，而未必盡及一邱之數。此杜、何二公所注，所以有別賦家財及引漢斂民錢爲喻之說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二，謂己收公田之租，又履私田之亩，十取其一？”公又問於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餘夫二十五亩。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朱子《集注》曰：“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併，故井地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不平。野，郊外都、鄙之地。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蓋如此。當戰國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圭田，世祿常制之外又有此田，以奉祭祀，所以厚君子。不言世祿，滕已行之，但此未備。餘夫年十六授此田，在百亩之外，所以厚野人。‘方里而井’以下，乃周之助法。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耳。”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亩。治田勤謹，則亩益三升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亩加三斗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餘見《平糶門》。
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
杜氏《通典》曰：“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
吳氏曰：“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賣，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開阡陌，遂得賣買。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隷役五家，兼併之患自此起。
民田多者以千亩爲畔，無復限制矣。”
朱子《開阡陌辯》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彊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塗、澮上之道也。
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亩、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塗亦從，則遂間百亩，洫間百夫，而徑塗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亩，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
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得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泄，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亩，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併買賣，以盡人力；墾辟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奸；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核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製矣。
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奸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獨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復使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跡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通典》曰：“夏之貢，殷之助，周之徹，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捨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併而自若。加以內興工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按：秦壞井田之後，任民所耕，不計多少，已無所稽考，以爲賦斂之厚薄。
其後遂捨地而稅人，則其繆尤甚矣。是年，始令黔首自實田以定賦，《通典》所言，其是年以前所行歟？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言貧人無田，而耕墾豪富家之田，十分之中以五輸田主也。漢興，循而未改。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也。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鼂錯說上曰：“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不能禁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能耕者不過百亩，百亩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方今之道，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
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財，粟有所渫。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有餘以供君上，則貧民之賦可損。”上從其言，令民入粟邊拜爵各有差。錯復言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從之，詔賜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致堂胡氏曰：“漢志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
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繒；復數爲邊患，天子親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蓋文帝恭儉，百金之費亦不苟用，宮閫是效，流傳國都，莫有奢侈之習，如之何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按：文帝時，賈誼、鼂錯皆以積貯未備爲可痛惜，說帝募民入粟拜爵。曾未幾而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能盡蠲田之稅租者，蓋當時務末者多，農賤賈貴，一以爵誘之，則盡驅而之南亩。所謂爲之者衆則財常足，雖帝恭儉所致，亦勸勵之有方也。
景帝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狹，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
先公曰：“文帝除民田租稅，後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再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文帝恭儉節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餘年，此豈後世可及！”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勸種宿麥。
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
願陛下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毋令後時。”上從之。
仲舒又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名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併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
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內史地，名山川源甚衆內史地，謂京兆、扶風，細民未知其利。今內史稻田租挈重挈，苦計反，收田租之約令也，不與郡同郡，謂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勉盡地利，平繇行水勿失其時。”
元封四年，祠后土，賜二縣及楊氏無出今年租賦。
五年，修封禪，所幸縣無出今年租賦。
天漢三年，修封泰山，行所過無出田租。
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田一亩三𤰝𤰝，壠也，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𤰝田，以二耜爲耦並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𤰝，長終亩。一亩三𤰝，一夫三百𤰝，而播種於𤰝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嶷嶷。”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作“耐”，故嶷嶷而盛也。
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頃九夫爲井，三夫爲屋，夫百亩，於古爲十二頃。古百步爲亩，漢時二百四十步爲亩。古千二百亩則得今五頃也，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亩一斛以上縵田，謂不𤰝者。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善爲𤰝者，又過縵田一斛以上。
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
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也。澤，雨之潤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犁。過奏光以爲丞光，史失其姓，教民相與傭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二亩，以故田多墾辟。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而緣反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宮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爲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辟，頗有蓄積。
石林葉氏曰：“世多言耕用牛始漢趙過，以爲《易》‘服牛乘馬，引重致遠’，牛馬之用蓋同，初不以耕也。故華山、桃林之事，武王以休兵並言，而《周官》，凡農政無有及牛者。此理未必然。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若非用於耕，則何取於牛乎？《漢書。趙過傳》但云：‘亩五頃用耦耕，二牛三人。其後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乃教過以人挽犁。’由是言之，蓋古耕而不犁，後世變爲犁法。耦用人，犁用牛，過特爲之增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耦與犁皆耕事，故通言之。孔子言‘犁牛之子騂且角’，則孔子時固己用犁，此二氏所以爲字也。”
昭帝始元元年，詔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時，賦斂煩多，律外而取之，今始復舊。
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謂聽以菽粟當錢物也。
宣帝本始元年，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租稅勿收。
三年，詔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賦。
四年，詔被地震傷壞甚者，勿收租賦。
元康二年，詔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神爵元年，上行幸甘泉、河東，行所過毋出田租。
甘露二年，鳳凰集新蔡，毋出今年租。
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
二年，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毋出租賦。
永光元年，幸甘泉，所過毋出租賦。
成帝建始元年，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鴻嘉四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收租賦。
孝成帝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併者類此，而人彌困。孝哀即位，師丹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周、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兼併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钜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可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哀帝即位，令水所傷縣邑，及他國郡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收租稅。
漢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提封者，大舉其封疆也，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陵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漢極盛矣據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戶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
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秦爲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併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淩，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假，如貧人賃富人之田。劫者，富人劫奪其稅，欺淩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奸，俱陷於辜，刑用不錯。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過八，而田滿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他政誖亂，用度不足，數賦橫斂，民愈貧困。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併，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善乎！
老泉蘇氏曰：“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
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獲，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稅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稅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
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
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
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塗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己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己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井田之法起於黃帝，事見《鄉黨門》！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己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己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水心葉氏進卷曰：“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
故小者欲抑奪兼併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
夫抑兼併之術，吏之強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爲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爲。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亩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帥，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爲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南，濰、淄以東，其不能爲者不強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封建絕，然封建既絕，井田雖在亦不可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畎、遂、溝、洫，環田而爲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爲源，鍾固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耳，不在於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瀦防衆流，即之渺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求，而況井田，遠在數千載之上，今其阡陌連亙，墟聚遷改，蓋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略具在，勤勤以經界爲意，嘆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汗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顧從而效之，亦咨嗟嘆息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併，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貲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遊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廼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疾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爲治者也。故臣以爲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併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定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併不抑而自己，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爲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爲實，儒者以高爲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按：自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嘆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併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爲確實。愚又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亩，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亩，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亩，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
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浸廣。然又皆爲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亩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較其豐兇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考核，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麽麽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爲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之說，又有暴君汙吏慢其經界之說。可以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考核難施，故法制隳弛，而奸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壤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晦菴《語錄》亦謂：“因蔡澤此語，可見周制至秦不能無弊”。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
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爲隱核。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
一傳而後，政己圮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併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予者取之，所當取纔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歷代田賦之制
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光武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野穀漸少，田亩益廣焉。
建武六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覆墾田。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相增減，乃下詔州郡檢覆。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並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
“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侍側，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
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章帝建初三年，詔度田爲三品。
秦彭爲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亩，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頒令三府，並下州縣。
詔以布帛爲租。
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亩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三十三亩八十五步。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
順帝建康元年，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每戶合得田七十亩有奇。
沖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亩百有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亩。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亩稅斂錢亩十錢也。
按：章帝時，以穀貴，乃封錢以布帛爲租，則錢帛蓋嘗疊用矣。此所謂亩稅斂錢，乃出於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稅錢始此。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亩十錢，又名修宮錢。
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亩，稅十錢。陸康上疏曰：“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取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
仲長統《昌言》曰：“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今當限夫田以斷兼併，去末作以一本業。通肥磽之率，計稼穡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蹇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班祿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什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人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奸也。”
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袞、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辟土振人之術也。”
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戶絹二疋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
吳孫權黃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亩。權報曰：“甚善。
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
晉武帝平吳之後，置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在公反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課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又限王公田宅及品官占田見《職田門》
按：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戶口之賦也。今晉法如此，則似合二賦而爲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丁男課田五十亩，則無無田之戶矣，此戶調所以可行歟？
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人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爲廩。
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相以周濟，所益甚大。”
後軍將軍應詹表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已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童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溢，可計日而待也。”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
哀帝即位，乃減田租，亩收二升。
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身之役。
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按：晉制，子男一人授田七十亩，以亩收三升計之，當口稅二斛一斗；以亩收二升計之，當口稅一斛四斗。今除度定田收租之制，而口稅二斛增至五石，則賦頗重矣，豈所謂公王以下云者，又非泛泛授田之百姓歟？當考。
前燕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封裕諫曰：“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
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徐豁上言：“武吏年滿十六，課米六十斛”事見《丁口門》。
宋孝武帝大明初，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鄮莫侯反、鄞三縣，墾起湖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玩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山陰豪族富室，頃亩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爲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
遠廢田疇，方剪荊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帝違衆議徙人，並成良業。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言：“宋武帝時，遣臺使督郡縣，或尺布之逋，曲以當疋；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故下實作尚方，寄繫東冶，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恣意賍賄，無人敢言，貧薄禮輕，即生謗讟。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審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則政有恆典，人無怨咨。”
子良又啟曰：“今所在穀價雖和，室家饑嗛苦簟反；縑纊雖賤，駢門裸質。而守宰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準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人販產，要利一時。東郡使人，年無常限，郡縣相承，準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縣急，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令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尤求請無地。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錢，進違舊科，退容奸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又啟曰：“諸賦稅所應納錢，不限小大，但令所在兼折布帛，若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準直，不必盡令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疋直六百，官受則疋準五百。所以每欲優人，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疋下百餘，其四人所送，尤依舊制。昔爲刻上，今爲刻下，甿庶空儉，豈不由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人貲不殷，國用不阜也。”
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貲。諸蠻陬俚洞泚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爲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唯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見《品官占戶門》。
後魏明元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田農。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景穆帝初爲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植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亩，償以新鋤功七亩，如是爲差。至與老少無牛家種田七亩，老少者償以鋤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亩，明立簿目。所種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人年十三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爲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三疋爲內外百官俸。
孝文延興三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蔡、洛、荊河、懷、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以麻布充。
孝明帝時，張普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絲麻之調，遵先皇之令軌，復高祖之舊典。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雖綿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億兆荷輕賦之饒，不但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兹以降，漸漸長闊，百姓怨嗟，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己行之成詔，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郡官共竊利之。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量度，絹布疋有丈尺之盈，尤不計其廣；絲綿斤兩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者。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及三長，此所謂教人以貪也。今百官請俸，祗樂其長闊，並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稱，以亂視聽，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者也。今若必復綿麻，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並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年俸所出，以市綿麻，亦應周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人惜法如此，則高祖之執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昭布於無窮，孰不幸甚！”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
孝文太和元年，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
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人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亩之分。竊見州縣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地，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己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淩，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騐。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各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淩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始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人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亩，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亩，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
限三年理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于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及多種桑、榆不禁。
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代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亩，婦人五亩，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己上及疾者各受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制者雖免課亦授婦田。
諸還受人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亩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亩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所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按：夾漈鄭氏言：“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晉武帝時，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課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則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書其還受之法，無由考其詳耳。或謂井田之廢己久，驟行均田，奪有餘以子不足，必致煩擾，以興怨讟，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閒無主之田。必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又令有盈者無受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是令其從便買賣，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以爲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稍久而無弊歟！”
孝明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亩五升，借賃公田者亩一斗。
獻文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靜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矣。
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縣，羈縻輕稅而已。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老而退，不聽賣易。
文宣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
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文宣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併兼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床租調有妻者輸一床，無者輸半床。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
帝以爲生事，不許。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
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布田亩。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虎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虎賁以上，各有差。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業。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婦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亩爲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
時定令：率人一床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準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米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準上絹收錢。武平之後，權幸賜予無限，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口七以上宅四亩，口五以上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
周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兇札，則不徵其賦。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亩。京官又給職分田詳見《職田門》。
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開皇中，戶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墾之數，每戶合墾田二頃餘也。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按其時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則每戶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之非實。
水心葉氏曰：“齊自河清始有受田之制，其君驕粗甚矣，然尚如此；周亦有司均掌田里之政，以其時田皆在官故也。今田不在官久矣，往事無復論，然遂以爲皆不當在官，必以其民自買者爲正，雖官偶有者亦效民賣之，此又偏也。”
淳熙間，有賣官田之令，故水心云然。
隋文帝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隷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
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爲徵稅之法，頗稱爲重，既而嘆曰：
“今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
至是，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
開皇九年，帝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
十年五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役《通鑒》作免役收庸。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租賦之入益減，征伐巡幸，無時休息，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唐武德二年制，每丁租二石，絹二疋，綿三兩，自兹之外不得橫有調斂。
武德六年，令天下戶量其貲產，定爲三等。至九年，詔天下戶三等未盡昇降，宜爲九等。餘見《鄉役門》
七年，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田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爲戶者加二十亩，皆以二十亩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桑、棗及所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並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免課役及課戶見《復除門》。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蝗爲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右此租、庸、調徵科之數，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會要》所載。《陸宣公奏議》及《資治通鑒》所言，皆同《新唐書。食貨志》，以爲每丁輸粟二斛，稻三斛，調則歲輸絹二疋，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疑太重，今不取。
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官，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工商，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因王事落外蕃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還日仍給。身死王事者，子孫雖未成丁，勿追身分田。戰傷廢疾不追減，終身。諸田不得貼賃及質，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官人守業田、賜田欲賣及貼賃者，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州縣改易，及他境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聽隔縣受。
《通典》曰：“雖有此制，開元、天寶以來，法令弛壞，併兼之弊有逾漢成哀之間。”
致堂胡氏曰：“古者制民之產，是度其丁戶之衆寡而授之田也。無世而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係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耳。苟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漸也。若無此意，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爲公家之利，與百姓爲市而貿之，甚則以爲價不售而復奪之，又甚則強其親屬鄰里高價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概於心，惟鬻田得直、重斂得稅斯已矣。自後魏、齊、周以來，莫如唐之租庸調法最善，然不能百年，爲苟簡者所變，可勝惜哉！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時，用人稱其官，則久而不徙，或終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故仕則不稼，有馬乘則不察鷄豚，家伐冰則不畜牛羊，當是時而與民爭利，斯可責矣。後世用人不慎，陞黜無常，朝饗大倉，暮而家食。苟非固窮之君子甘於菽水，彼仰有事，俯有育，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盧懷慎爲丞相，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辦喪事，況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而既仕者，即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祿以酬其品；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譴大呵，不在原宥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廉恥之風益勸矣。”
水心葉氏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強者力多，却能兼併衆人之利以爲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至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設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貧富強弱無以相過，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至成周時，其法極備，雖《周禮。地官》所載，其間不能無牽合抵捂處，要其大略亦可見。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爲井，井爲疆界，歲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疆界既定，人無緣得占田。
其間田有弱者，遊手者不耕，却無強民貪並之害。後來井田不修，堤防浸失，毀壞絕滅。至商鞅用秦，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漢志》曰：“東西曰阡、南北曰陌”。阡陌既開，天下之田却簡直易見，看耕得多少，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際有豪強兼併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雖然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插手不得，不得不去而爲遊手，轉而爲末業。終漢之世，以文景之恭儉愛民，武帝之修立法度，宣帝之勵精爲治，却不知其本不如此，但能下勸農之詔，輕減田租，以來天下之民。
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又却與三代不合。當時但問墾田幾亩，全不知是誰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當時以度田不實，長吏坐死者無數。至於漢亡，三國並立，民既死於兵革之餘，未至繁息，天下皆爲曠土，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亂。雖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然亦終不在民。以爲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爲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於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度，但末年推行不到頭，其法度亦是空立。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亩，百亩爲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爲亩，唐却是二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亩爲口分，二十亩爲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亩，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項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他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先王建國，只是有分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無分民，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倫，則地雖不足，民有餘孟子所謂“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王之野”者是也，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懷柔，民不心悅而至，則地雖多，而民反少孟子載梁惠王所謂“寡人之民不加多”者是也。唐既止用守令爲治，則分田之時不當先論寬鄉狹鄉，當以土論，不當以人論。今却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並賣口分、永業而去。
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兇荒之不常，上又振貸救恤，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振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記。王制》：“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唐却容他自遷徙，並得自賣所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己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爲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法，執之以爲據，故公田始變爲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他立賣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壞，至於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容民自籍。所謂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併，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要知其弊實出於此。”
水心言唐方使民得立券自賣其田，而田遂爲私田，此說恐亦未深考。如蕭何買民田自污；貢禹有田一百五十亩，被召之日，賣其百亩以供車馬。則自漢以來，民得以自買賣田土矣。蓋自秦開阡陌之後，田即爲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貴者可得之。富者有貲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屬役於富貴者也。王翦爲大將，請美田宅甚衆，又請善田者五人。可以見其時田雖在民，官未嘗有授田之法，而權貴之人亦可以勢取之，所謂善田則屬役者也。蘇秦曰：“使我洛陽有田二頃，安能復佩六國相印？”蓋秦既不能躬耕，又無貲可以買田，又無權勢可以得田，宜其貧困無賴也。
○歷代田賦之制
元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於天下。
是時天下戶未嘗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帝方任融，乃貶憬爲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
沙隨程氏曰：“按唐令文，授田每年十月一日，里正預造簿，縣令總集應退應授之人，對共給授。謂如里正管百丁，田萬亩。立法之意，欲百家仰事俯育，不致困乏耳。因制租、調以祿君子，而養民之意爲多。律文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但使後世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其爲治豈易量哉！中間法度廢弛，凡史臣所記時弊，皆州縣不舉行法度耳。時天下有戶八百萬，而浮客乃至八十萬，此融之論所以立也。使融檢括剩田以授客戶，責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賦，雖古之賢臣何以加諸？雖有不善，其振業小民，審修舊法，所得多矣。故杜佑作《理道要訣》，稱融之功。當是時，姚崇、宋璟、張九齡輩皆在，豈雷同默默者邪！故唐人後亦思之。然陸贄稱租調法曰：‘不校閱而衆寡可知，是故一丁之授田，決不可令輸兩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闔走弄於其間也。’史臣曰：‘州縣希融旨，空張其數，務多其獲。’蓋與陸贄之說背馳，豈史臣未稽其實邪？”
開元十六年，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
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絲、由、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以布代租，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以江淮轉輸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麥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兇年樂輸布絹者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以絹，代關中調、課，詔度支減轉運。
天寶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
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亩。
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得一頃六十餘亩。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萬亩。
代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爲羣盜，縣不能制盜袁鼂起浙東，攻陷諸郡，衆近二十萬，經二年，李光弼討平之。
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庸、稅、地稅依舊。凡亩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五爲老，以優民。
大曆元年，詔天下苗一亩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則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亩二十，通名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亩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亩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稅六升，下田亩四升；秋，上田亩稅五升，下田亩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亩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
大曆四年，敕：“天下及王公以下，今後宜準度支長行旨條，每年稅錢：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上下戶三千，中上戶二千五百，中中戶二千，中下戶千五百，下上戶一千，下中戶七百，下下戶五百文。其見任官，一品準上上戶稅，九品準下下戶稅，餘品並準此依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應準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戶，準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戶等，無問有官無官，亦在所爲兩等收稅，稍殷有者準八等戶稅，餘準九等戶稅。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並一切從九等輸稅。”
按：以錢輸稅而不以穀帛，以資力定稅而不問身丁，人皆以爲行兩稅以後之弊，今觀此，則由來久矣。
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亩之稅，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遣黜陟使按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加斂以枉法論。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
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天下便之。
租庸調法以人丁爲本，開元後久不爲版籍，法度廢弊。丁口轉死，田亩換易，貧富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法遂大弊。至德後，天下兵起，人口凋耗，版圖空虛，賦斂之司莫相統攝，紀綱大壞，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議者以爲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不可輕改，而帝方任炎，乃行之。自是吏奸無所容，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沙隨程氏曰：“開元中，豪弱相併，宇文融修舊法，收羨田以招徠浮戶，而分業之。今炎創以新意，而兼併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業，姑定額取稅而已，始與孟子之論悖。而史臣詆融而稱炎，可謂淺近矣。贊稱融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夫隱戶而不出，剩田而不取，則高祖、太宗之法廢矣，流亡浮寄者，何以振業之乎？使賢者當炎之地，宜用融之善，以修舊法，以革時弊；去融之不善，務爲簡易，責成守令，而不收籍外之稅，俾高祖、太宗之法弊而復新。戶口既增，租調自廣，此陸贄之論諄復而發者，如斯而已也。且天寶盛時，戶八百餘萬，兵亂之後，至是三百餘萬，既曰土著者百無四五，是主戶十五餘萬，浮客二百八十餘萬也，宜無是理。既不復授田，雖以見居爲簿，何益乎？”
按：宇文融、楊炎皆以革弊自任，融則守高祖、太宗之法，炎則變高祖、太宗之法。然融守法而人病之，則以其逼脅州縣，妄增逃羨以爲功也。炎變法而人安之，則以其隨順人情，姑視貧富以制賦也。融當承平之時，簿書尚可稽考，乃不能爲熟議緩行之規；炎當離亂之後，版籍既已隳廢，故不容不爲權時施宜之舉。
今必優融而劣炎，則爲不當於事情矣。
建中三年，詔增天下稅錢，每緡二百。朱滔、王武俊、田悅合縱而叛，國用不給。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增其本道稅錢，因詔天下皆增之。
貞元八年，劍南節度使韋臯又增稅十二，以增給官吏。
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
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疋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疋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
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折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
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僱”，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遊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
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一，雖轉徙莫容其奸，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
兩稅新制，竭耗編甿，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騐簿書，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
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囷倉，直輕而衆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緡，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爲奸，驅之避役也。
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爲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賈，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爲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爲也；錢貨，官所爲也。人所爲者，租稅取焉；官所爲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今兩稅效算緡之末法，估資產爲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爲絹三疋，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爲絹六疋，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而人力不給也。
宜令有司復初定兩稅之歲絹、布疋估爲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辟，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奸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則又亡，有州縣破傷之病。
貴田野墾辟，然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誘以墾殖荒田，限年免租，新亩雖辟，舊畬蕪矣，及至免租年滿，復爲汙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逃，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覈不切事情之過。騐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爲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之。民納稅以去歲輸數爲常，罷據額所率者。增辟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
“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敢促迫，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兇荒不暇振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獲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糶，亦以義倉爲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小斂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亩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亩，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亩，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家，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亩稅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爲定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贄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
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陛下行兩稅，課納有時，貪暴無所容奸，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有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奸，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折，州縣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
東萊呂氏曰賦：“役之制自《禹貢》始，可見《禹貢》既定九州之田賦，以九州之土地，爲九州之土貢。說者以謂有九州之土貢，然後以田賦之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考之於經，蓋自有證。何者？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必以所當輸者土貢於天子。以此知當時貢、賦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內，全不敘土貢，正緣已輸粟米。以此相參考，亦自有證。蓋當時寓兵於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客之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於畿甸而足。自大略而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徹。三代之賦略相當，《周官》所載，九畿之貢而已。九州之貢所謂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輸王府，或以二之一輸王府，或以四之一輸王府。所謂土貢未必能當貢賦之半，留之於諸侯之國，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經常之法。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說者以爲二千五百人爲師，亦是一時權時之役。所謂經常之役，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詩所謂‘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皆是經常之役法如此。用兵軍役寓之井賦乘馬之法，無事則爲農，有事則征役。至漢有所謂材官，踐更、過更、卒更三等之制，當時有干戈之征。及至魏晉，有戶調之名，凡有戶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賦。後魏亦謂之戶調，在後魏以一夫一婦出帛一疋，在北齊則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則一床，未娶者則半床。當時有戶調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自漢至南北朝，其賦役之法如此。至唐高祖立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漢、魏、南北之制，雖或重或輕，要之規摹尚不失舊。德宗時，楊炎爲相，以戶籍隱漏，徵求煩多，變而爲兩稅之法。兩稅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復見。
然而兩稅在德宗一時之間雖號爲整辦，然取大曆中科徭最多以爲數，雖曰自所稅之外並不取之於民，其後如間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爲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要得復古，田制不定，縱得薄斂如漢文帝之復田租，荀悅論豪民收民之資，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田制不定，雖欲復古，其道無由。兵制不復古，民既出稅賦，又出養兵之費，上之人雖欲權減，兵又不可不養。兵制不定，此意亦無由而成。要之寓兵於農，賦役方始定。”
按：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捨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注：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之二，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爲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亩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爲絹三疋、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概計亩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亩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錦諸物爲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併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爲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亩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爲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爲，非法之不善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爲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爲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繆？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尤爲的當。宣公所謂：“計估算緡，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爲奸，毆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量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於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亩，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又按：古今戶口之數，三代以前姑勿論。史所載西漢極盛之數，爲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東漢極盛之時，爲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此《通典》所載之數，據《東漢書。郡國志》，計戶一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則多《通典》五百八十三萬有奇，是又盛於前漢矣。三國鼎峙之時，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二十萬，昔人以爲纔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蓋戰爭分裂，戶口虛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然晉太康時，九州攸同，不可謂非承平時矣，而爲戶只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運祚短促者，固難稽據，姑指其極盛者計之，則宋文帝元嘉以後，戶九十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遷洛之後，只五百餘萬，則混南北言之，纔六百萬。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有奇；唐天寶之初，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纔及其三之二，何也？蓋兩漢時，戶賦輕，故當時郡國所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戶口之賦頓重，則版籍容有隱漏不實，固其勢也。南北分裂之時，版籍尤爲不明，或稱僑寄，或冒勳閥，或以三五十戶爲一戶苟避科役，是以戶數彌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齒宜日富，休養生息莫如開皇、貞觀之間，考覈之詳莫如天寶，而戶數終不能大盛。且天寶十四載所上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而不課戶至有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夫不課者鰥寡、廢疾、奴婢及品官有蔭者皆是也，然天下戶口，豈容鰥寡、廢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說矣。然則以戶口定賦，非特不能均貧富，而適以長奸僞矣。又按漢元始時，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六頃，計每戶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隋開皇時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計每戶合得田二頃有餘。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戶日削於舊，何也？蓋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是以亂離之後容有荒蕪，而頃亩猶在。可損可益者戶也，是以虛耗之餘，並緣爲弊，而版籍難憑。杜氏《通典》以爲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爲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其說是矣，然不知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乃魏晉以來之通病，不特唐爲然也。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蠲減，且令流徒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僞上流民自占者八萬餘口以徼顯賞。若如魏、晉以後之戶賦，則一郡豈敢僞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逋負乎？陸宣公又言：“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飾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此雖名言，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均是人也，而才藝有智愚之不同；均營生也，而時運有屯亨之或異。蓋有起窮約而能自致千金，其餘力且足以及他人者；亦有蒙故業而不能保一簪，一身猶以爲累者，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也。然則以田定賦，以家之厚薄爲科斂之輕重，雖非盛世事，而救時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
貞元三年，時歲事豐稔，上因畋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
“不樂。”上曰：“時豐，何故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憲宗末年，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有助軍及平賊賀禮、上尊號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以枉法賍論。然務姑息，賞賜諸軍不可勝紀，用不能節。
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穆宗時四十年。當時爲絹二疋半者爲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言：“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惟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
時貨輕錢重，與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裴垍爲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就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所蒞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方許徵於支郡、其諸州送使額變爲上供，故疲人稍息肩。
會昌元年，敕：“今後州縣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額爲定，不得隨年檢責。數外加有荒閒陂澤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墾辟耕種，州縣不得輒問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稅限，五年之外依例納稅。於一鄉之中，先填貧戶欠闕，如無欠闕，則均減衆戶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額，不得隨田加率。仍委本道觀察使每年收成之時，具管內墾田頃亩及合徵科斗數，分析聞奏。數外有剩納人戶斛斗，刺史以下重加懲貶。”
大中二年，制：“諸州府縣等納稅，祗合先差優長戶車牛，近者多是權要富豪悉請留縣輸納，致使貧單之人却須僱腳搬載。今後其留縣並須先饒貧下不支濟戶，如有違越，官吏重加科殿。”
四年，制：“百姓兩稅之外，不許分外更有差率，委御史臺糾察。其所徵兩稅疋段等物，並留州、留使錢物，納疋段虛實估價及見錢，從前皆有定制。如聞近日或有於虛估疋段數內實徵，估物及其間分數，亦不盡依敕條、宜委長吏切守，如有違越必議科懲。又青苗兩稅本繫田土，地既屬人，稅合隨去。從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後州縣覺察，如有此比，須議痛懲，地勒還主，不理價直。”
按：兩稅不徵粟帛而徵錢，吏得爲奸以病民。穆宗時嘗復舊制徵粟帛矣，今復有此令，豈又嘗變易邪？計貨徵錢，必有估直，而估乃有虛實之異。舞文如此，今禁其於定制外多科，固不若仍復粟帛之徵，則自不能多求於定數之外也。
昭宗末，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與其弟荊南留後匡明委輸不絕詳見《國用門》。
光啟三年，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己。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乃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關市之賦，迨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後，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按：唐末盜賊之亂，振古所未有，洛陽四戰之地，受禍尤酷。全義本出郡盜，乃能勸農力本、生聚教誨，使荒墟爲富實。觀其規畫，雖五季之君號爲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賢哉！
後唐莊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而租庸使孔謙悉違詔督理，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稅日少。
容齋洪氏《隨筆》曰：“朱梁之惡，最爲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爲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其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邱園可戀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爲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以兵革，因以饑饉，不三四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家者之龜鑒也。《資治通鑒》亦不載此一節。”
吳徐知誥爲淮南帥，以宋齊邱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亩輸錢，民甚病之。齊邱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收穀帛紬絹，疋直千錢者，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辟，國以富強。
容齋洪氏《隨筆》曰：“自用兵以來，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爲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爲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販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並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邱時爲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絹、綿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邱請絹每疋擡爲一貫七百，紬爲二貫四百，綿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邱致書於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齊邱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邱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鑒》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爲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靦於偏閏之臣乎！”
同光三年，敕：“魏府小菉豆稅，每亩減收三升。城內店宅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征。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
令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貴與充本迴圖，收市軍裝衣賜，其絲永與除放。”
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臣聞古人有言：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爲國之急務也。軒黃以前，不可詳記，自堯堙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辯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懇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爲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亩，種公田一亩，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千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時，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之前皆量入以爲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兇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口既以減耗，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一千二百餘萬，懇土亦一千八百萬餘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糧，秣馬必侵於牛草，於是天下戶口，祗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與漢比崇，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斗直兩錢。自貞觀至於開元，將及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瘼者，必重斂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能爲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未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細配爲名，止以正稅加納，則天下幸甚！”敕：“本朝徵科唯有兩稅，至於折納，比不施爲。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及鹽錢等，宜令租庸司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即須具事由聞奏。”
按：同光三年，是爲莊宗既滅梁、蜀之後，驕侈自恣，賞賚無節，倉廩空虛，軍民咨怨，孔謙復行克剝之政，民力重困，而國用不支，將以危亡之時也。然則琪言雖美，詔敕雖再，祗虛文耳。以此疏敘述歷代勸農寬征生聚之事，辭簡而義備，故錄之。
明年，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明宗天成元年，赦節文：“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祗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二年，敕：“率土黎甿，並輸王稅，逐年生計，祗在春時。深虞所在之方，無知之輩不自增修產業，輒便攪擾鄉鄰，既撓公門，須嚴定制。自今後凡關論認桑土，二月一日後，州縣不得受狀。十月務開，方許論對，準格據理斷割。”
三年，敕：“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縣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亩納麴錢五文足陌。”
長興二年，人戶每田亩納農器錢一文五分。
四年五月五日，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等起徵，條流如後：
四十七處節候常早，大小麥、《麥廣》麥、豌豆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納足。正稅、疋帛錢、鞋、地頭、榷麴、蠶鹽及諸色折科，六月五日起徵，至八月二十日納足。河南府、華州、耀、陝、絳、鄭、孟、懷、陳、齊、棣、延、兗、沂、徐、宿、汝、申、安、滑、濮、澶、襄、均、房、雍、許、邢、洺、磁、唐、隋、郢、蔡、同、鄆、魏、汴、潁、復、鄜、宋、亳、蒲等州。
二十三處節候差晚，隨本處與立兩等期限。
一十六處校晚，大小麥、《麥廣》麥、豌豆六月一日起徵，至八月十五日納足。
正稅、疋帛錢，鞋、地頭、榷麴、蠶鹽及諸色折科，六月十日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幽、定、鎮、滄、晉、隰、慈、密、青、鄧、淄、萊、邠、寧、慶、衍。
七處節候尤晚，大小麥、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納足。正稅、疋帛錢、鞋、榷麴錢等六月二十日起徵，至九月納足。并、潞、澤、應、威塞軍、大同軍、振武軍。
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供通手狀，具頃亩多少，五家爲保，委無隱漏，攢連狀送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人隱欺，許令陳告，其田並令倍徵。”
長興二年六月，敕：“委諸道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追頃亩。自肯者即據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爲定額。有經災沴及逐年逋處，不在此限。”
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估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長興元年，敕：“天下州府受納稈草，每束約一文足，一百束納枸子四莖，充積年供使，棗針一莖充稕場院。其草並柴蒿，一束納錢一文。其細絹絁布綾羅，每疋納錢十二文足。絲綿紬線麻皮等，每一十兩納耗半兩。鞋每量納錢一文足。見錢每貫納七文足。省庫收納上件錢物，元條流：見錢每貫納二文足，絲綿納子每一百兩納耗一兩，其諸色疋段並無加耗。”二年，敕：“今後諸州府所納稈草，每二十束別納加耗一束，充場司耗折。”
潞王清泰元年，劉昫命判官鈎考窮覈積年逋欠之數，奸吏利其徵責丐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允極言其便，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悉怨之。